中国人尤其中国时评人应学会该如何

    俗云“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生为中国人，经常会遇到这种“有理讲不清”的尴尬――无他，大多数国人要么根本不讲理，要么根本不知该如何讲理。

    殷海光先生在创设讲理俱乐部一文中写道“过去，中国社会里人际发生纠纷的时候，你可以拿道德责备他，可以拿礼法约束他，可以动之以情，可以诱之以利，可以临之以威，但要和他说理，却十分困难。”他在同一篇文章里还说“我们要看一个人是否讲理，最直截了当的方法是考察他所发出的语句之真（truth），假（falsity），以及对（validity），错（in validity）。任何语句底真、假，以及对、错成立的程序，通常至少有这些种：1诉诸经验事实；2诉诸逻辑推论；3诉诸传统；4诉诸权威；5诉诸教条；6诉诸风俗习惯；7诉诸暴力；8诉诸情感；9诉诸立场；10诉诸利害关系；11诉诸多数——即多数人说真的就是真的；12诉诸人身。”殷海光先生将以上十二个程序分作两类，从1到2并作一类，叫做a类，其余的并作一类，叫做b类。他说“如果我们决定一个语句s底真、假，与对、错的程序是而且只是a类，那末我们所发出的这个语句便可开放，任随大家批评，交付经验事实的检证，或逻辑的核校。如果我们决定一个语句s底真、假，与对、错的程序是而且只是b类，那么我们所发出的这个语句便不是开放的，不是任随大家批评的，不是交付经验事实来检证折，或逻辑核校的。如果我们用来决定一个语句s底真、假，与对、错的程序是a类底程序，那末我们就在讲理。如果我们用来决定一个语句s底真、假，与对、错的程序是b类底程序，那末我们便不是讲理。这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判别一个语句s究竟是真的、是假的，以及究竟是对的、是错的时，我们只问s是否合于经验事实，或是否可由逻辑推演的法则得到；除此以外，其他条件一概不在考虑之列，那末我们就是在讲理。如果我们在判别一个语句究竟是真的、是假的，以及究竟是对的、是错的时，我们动辄引用权威，或投众所好，或考虑是否伤人感情，或从利害关系出发来斟酌的那末我们就是在讲别的，而没有在讲理。”

    对于讲理与不讲理的分野，殷海光先生论证得相当清楚，即在作出任何判别的时候，是否“交付经验事实的检证，或逻辑的核校”——说得通俗一点，无非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摆事实，讲道理”真理往往是简单的，但实践起来却未必如我们所想像的那么简单。就拿“摆事实，讲道理”来说吧，似乎人人都懂，但往往一张嘴，一动笔，我们不尊重事实，不讲道理的本相就显露出来了。

    近年来，因为写评论的缘故，被人戴了个“时评人”的帽子。身为“时评人”我对国人的不讲理或不懂讲理感触尤深。我写评论时一直都奉殷海光先生的“讲理原则”为圭臬，坚持“有几分事实，说几分话”——绝不说任何缺乏事实支撑或经不起逻辑核校的过头话。当然，作为“时评人”一般不可能象记者一样，对事实进行调查和验证，也就只好将记者所报道的作为事实，并对这种事实进行分析和评论。我读文章很刁，一般不读49年后中国作家与中国学者写的东西。可因为在时评圈子里混的缘故，不免也读了不少其他“时评人”写的评论，可却难得读到一两篇写得有理有据的文章――如果评论者或辩论的对手也遵循殷海光先生的“讲理原则”就算在事实上有出入或在逻辑上有缺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可以原谅的。可在大多数情况下，却并非如此。

    国人——包括很多“时评人”——在进行所谓的“辩论”时，最容易犯如下两种毛病：1不诉诸任何经验事实，随意地贴标签；2虽诉诸经验事实，但其所引用的事实与他所得出的结论之间却并没有多大的关联，即由此事实推演不出彼结论来。在我看来，这种无根的言论与其说是“辩论”倒不如说是谣言更为妥当。尽管如此，这种言论在中国社会里却非常有市场，而且足以造成巨大的不良社会影响——对于中国社会数量巨大的缺乏独立思考与思辨能力的群氓来说，谣言是他们心底郁积的非理性情绪最安全、最舒适的发泄口。

    不诉诸任何经验事实，并不表示他们所说的就没有任何依据。比如，他们会引用村上春树的“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来证明自己支持弱势群体的正确性，而不顾事实上，某弱势群体在某一具体的事件中，某具体的行为到底是否合理或值得同情。你写文章说方文山写的歌词华而不实，无病呻吟，只是一堆华丽的文字垃圾，他们连你的文章都不看，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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