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尤其中国时评人应学会该如何

看，就会给你扣上一顶“想借炒作自己”、“眼红”或“无知”的大帽子。其实，他们是不折不扣的骑墙派，看到哪边人多势众就偏向哪一边，几乎没有任何原则可言——他们可以诉诸传统、诉诸权威、诉诸教条、诉诸风俗习惯、诉诸暴力、诉诸情感、诉诸立场、诉诸利害关系、诉诸多数或诉诸人身攻击，只要这些玩意能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标签贴的行为合法化。写了这么多年的评论，我经常会碰到这种事儿――因为，我的眼中没有任何权威，而且从不把为弱势群体说话当成我的“神圣使命”因为我厌恶一切崇高和神圣的玩意儿；也从不认为为强势群体说话有什么不对，如果道理确实在强者一边的话。在我看来“时评人”固然不是强者的仆人，同样也不是弱者的仆人，而应该谁有道理，就为谁说话。

    有些人也“摆事实”却同样还是一样地不讲道理或不懂讲道理——因为就算他们摆出的事实100 ％地准确，可这事实与他们所得出的结论之间却相差十万八千里；或者“东一榔头，西一耙头”一个问题还没论述清楚，马上又转移到另一个话题上去了。鲁迅先生在论辩的魂灵一文里排列出了这些人的种种面相：

    “洋奴会说洋话。你主张读洋书，就是洋奴，人格破产了！

    受人格破产的洋奴崇拜的洋书，其价值从可知矣！但我读洋文是学校的课程，是政府的功令，反对者，即反对政府也。无父无君之无政府党，人人得而诛之。”

    “你说中国不好。你是外国人么？为什么不到外国去？可惜外国人看你不起。”

    “你说甲生疮。甲是中国人，你就是说中国人生疮了。既然中国人生疮，你是中国人，就是你也生疮了。你既然也生疮，你就和甲一样。而你只说甲生疮，则竟无自知之明，你的话还有什么价值？倘你没有生疮，是说诳也。卖国贼是说诳的，所以你是卖国贼。我骂卖国贼，所以我是爱国者。爱国者的话是最有价值的，所以我的话是不错的，我的话既然不错，你就是卖国贼无疑了！”

    “自由结婚未免太过激了。其实，我也并非老顽固，中国提倡女学的还是我第一个。但他们却太趋极端了，太趋极端，即有亡国之祸，所以气得我偏要说‘男女授受不亲’。况且，凡事不可过激；过激派都主张共妻主义的。乙赞成自由结婚，不就是主张共妻主义么？他既然主张共妻主义，就应该先将他的妻拿出来给我们‘共’。”

    “丙讲革命是为的要图利：不为图利，为什么要讲革命？

    我亲眼看见他三千七百九十一箱半的现金抬进门。你说不然，反对我么？那么，你就是他的同党。呜呼，党同伐异之风，于今为烈，提倡欧化者不得辞其咎矣！”

    “丁牺牲了性命，乃是闹得一塌糊涂，活不下去了的缘故。

    现在妄称志士，诸君切勿为其所愚。况且，中国不是更坏了么？”

    “戊能算什么英雄呢？听说，一声爆竹，他也会吃惊。还怕爆竹，能听枪炮声么？怕听枪炮声，打起仗来不要逃跑么？

    打起仗来就逃跑的反称英雄，所以中国糟透了。”

    “你自以为是‘人’，我却以为非也。我是畜类，现在我就叫你爹爹。你既然是畜类的爹爹，当然也就是畜类了。”

    虽然从鲁迅写作这篇文章的时间至今，80多年已经过去了，诸如此类逻辑混乱的言论在当下的中国社会――包括时评界――却仍然大行其道，有些“时评人”甚至连句子都写不通，他们的作品却堂而皇之地占据了各大知名报纸――如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等――的评论版，并因此而被业内视为“知名评论家”而那些真正“摆事实，讲道理”的作品，却处于这种与谣言无异的言论的重重包围之中，大大地削弱了其对社会产生的积极影响。

    “罗马不是一天建起来的。”在当下中国这种恶劣的舆论环境中，非有大智慧大勇猛者，确实很难产生诉诸事实与逻辑的理性言论，即便产生了，也很容易为环境所扼杀——然而，不管有多么在缓慢与艰难，如果我们要建立一个行为规范或大家可欲的社会秩序，一切有良知、有见识的中国人仍须朝着将一切价值和判断“置于经验和事实的基础上，并且通过逻辑的考核”这个方向着手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