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暴动也有起义,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愤怒,一种是错误,而另一种是权利。在唯一公平合理的民主政体中,一小部分人有时会篡取政权,于是全体人民站起来,为了恢复自身的权利,可以走上武装反抗的道路。在所有一切涉及集体的主权问题上,全体反对部分的战争是起义,部分反对全体的进攻是暴动;要看杜伊勒里宫接纳的是什么人,如果它接纳的是国王,对它进攻便是正义的,如果它接纳的是国民公会,对它进攻便是非正义的。同一架瞄准民众的大炮,在八月十日是错的,在葡月十四日2却是对的。外表相似,本质不同,瑞士雇佣军保护的是错误的,波拿巴保护的是正确的。
<font style="font-size: 9pt">1这里葡月十四日应为葡月十三日(公元一七九五年十月五日)。这天,保王党人在巴黎暴动,向国民公会所在地杜伊勒里宫武装进攻。拿破仑指挥军队击溃了保王党人。</font>
普选在自由和自主的情况下所作的一切,不能由街道来改变。在纯属文明的事物中也是这样,群众的本能,昨天清晰,明天又可能糊涂。同一种狂怒,用以反对泰雷1是合法的,用以反对杜尔哥却是谬误的。破坏机器,抢劫仓库,掘起铁轨,拆毁船坞,聚众横行,不按照法律规定对待进步人士,学生杀害拉米斯2,用石头把卢梭赶出瑞士3,这些都是暴动。以色列反对摩西,雅典反对伏西翁,罗马反对西庇阿4,是暴动,巴黎反对巴士底,是起义。士兵反对亚历山大,海员反对哥伦布,是同样的反抗,狂妄的反抗。
<font style="font-size: 9pt">1泰雷(terray),法王路易十五的财政总监,操纵全国粮食买卖,增加盐税,为人贪狠。
2拉米斯(ramus),十六世纪法国学者,唯理论的倡导者,参加宗教改革运动,在巴托罗缪节大屠杀中被天主教徒杀害。
3一七六五年,卢梭在瑞士居住时,曾有一群反动青年,在教士的唆使下向他的住宅投掷石块。
4西庇阿(scipion.又译齐比奥),罗马统帅,执政官,后为西班牙总督。</font>
为什么?因为亚历山大用剑为亚洲所做的事,也就是哥伦布用指南针为美洲所做的事,亚历山大和哥伦布一样,发现了一个大陆。向文明赠送一个大陆,这是光明的极大增长,因而对此的任何抗拒都是有罪的。有时人民对自己也变得不忠诚。群众成为人民的叛徒。比如私盐商贩的长期流血斗争,这一合法的慢性反抗,一旦到了关键时刻,到了安全的日子,人民胜利的日子,却忽然归附王朝,一变而为朱安暴乱,使反抗王室的起义,转为拥护王室的暴动!无知的悲惨杰作!私盐商贩们逃脱了王室的绞刑架,颈子上的绞索还没有解下来,便又戴上白帽微。“打倒食盐专卖政1策”忽又变成“国王万岁”真是咄咄怪事!圣巴托罗缪节的杀人者、九月的扼杀者2、杀害科里尼的凶手、杀害德朗巴尔夫人3的凶手、杀害布律纳的凶手、米克雷4、绿徽党5、辫子兵6、热胡帮7、铁臂骑士8,这些都是暴动。旺代是天主教的一次大暴动。人权发动的声音是可以辨别的,它不一定出自群众奔突冲撞的杂沓声,有失去理智的暴怒,有坼裂的铜钟,号召武装反抗的钟不一定全发出青铜声。狂热和无知的骚乱不同于前进中的动荡。站起来,可以,但只应当是为了向上。请把你选择的方向指给我看。起义只能是向前的。其他一切的“起来”都不好。一切向后的强烈步伐都是暴动,倒退对人类是一种暴行。起义是真理的怒火的突发。为起义而掘起的铺路石迸发着人权的火花。这些石块留给暴动的只是它们的泥渣。丹东反对路易十六是起义,阿贝尔反对丹东是暴动。
<font style="font-size: 9pt">1圣巴托罗缪节的杀人者,一五七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夜,亨利二世之妻,太后卡特琳,利用纳瓦尔的亨利与国王姐姐的婚礼,在首都集会之际,突然对胡格诺派教徒进行大屠杀,海军上将科里尼(胡格诺派)等均遭害。
2九月的扼杀者,即本书第三部856页所指的“九月暴徒”
3德朗巴尔夫人(delamballe,1749—1792),路易十六王后安东尼特的密友,一七九二年九月被处死。
4米克雷(miqeulets),原为受招安的西班牙匪帮,参加西班牙军队。拿破仑在一八八年创建法国的米克雷军团,用以镇压西班牙。
5绿徽党(verdets),在王朝复辟的恐怖时期,保王分子佩带绿色帽徽。
6辫子兵(cadenettes),原系掷弹兵及轻骑兵之发式,两颊旁垂小辫,后成为一七九四年热月政变后年轻保王派的发式。
7热胡帮(compagnonsdejéhu),热月政变时法国南方的热月派。
8铁臂骑士,这里是雨果对昂古莱姆公爵的党徒讽刺性的称呼,因他们在左臂佩带绿色袖章。</font>
因此,正如拉斐德所说,在某种情况下,如果起义能是最神圣的义务,暴动也可以是无可挽回的罪行。
在热能的强度方面也有所区别,起义是火山,暴动是草火。
我们说过,反抗有时发生在政权的内部。波林尼雅克搞的是暴动,卡米尔德穆兰治理国家。
有时,起义就是起死回生。
用普选来解决一切问题还是个崭新的方法,以前的四千年历史充满了人权被蹂躏和人民遭灾难的事实,每个历史时期都带来了适用于当时的抗议形式。在恺撒的统治时期,不曾有过起义,但有尤维纳利斯。
愤怒代替了格拉古兄弟的悲剧。
在恺撒时代有流放赛伊尼1的犯人,也有历史年表里的人物。
我们在这里不谈论巴特莫斯2的巨大放逐,这件事也引起理想世界对现实世界的强烈抗议,使成为大规模的讽刺,使尼尼微的罗马、巴比伦的罗马和所多玛的罗马作出启示录的光辉启示。
约翰3站在山石上就象斯芬克司蹲在底座上,人们可能不理解他,他是犹太人,写的是希伯来语4,但写编年史的是拉丁人,说得更恰当一些,他是罗马人。
<font style="font-size: 9pt">1赛伊尼(syène),埃及地名,即今阿斯旺地区。
2巴特莫斯(pat摸s),爱琴海斯波拉泽斯群岛之一。
3约翰(jean),耶稣十二门徒中四大门徒之一,晚年被流放。
4希伯来语,指难懂的文字。</font>
那些尼禄们的黑暗统治,应同样被描绘出来,仅以刻刀雕琢是平淡无味的,应使刻痕具有简练而辛辣的文风。
暴君有助于思想家的观察,接二连三的言论是猛烈的言论。当某一主宰剥夺群众的言论自由时,作者就要再三加强他的语气。沉默会产生神秘的威力,使思想经过筛滤如青铜般坚硬,历史上的压制造成了历史家的精确性。某些文章象花岗石一样坚固,实际上是暴君的压力形成的。
暴君制度迫使作者把叙述的范围缩小了,也就增添了力最,在罗马的西塞罗时代,对韦雷斯1的评论多少有些力量,可是对卡利古拉就逊色了。词句简练而加强了打击力,塔西佗的思想是强有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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