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问题的本质

pt">1韦雷斯（verrès），古罗马地方总督，在西西里岛贪污，为当时政治家西塞罗所批判。</font>

    一个伟人的正义感是由公正和真理凝合而成的，遇事给予雷霆般的打击。

    顺便谈一谈，应当注意到塔西佗不是在历史上压倒了恺撒。罗马王族是保留给他的。恺撒和塔西佗是相继出现的两个非凡人物。他们的相遇是神秘地不予安排，在世纪的舞台上规定了他们的入场和出场。恺撒是伟大的，塔西佗是伟大的，上帝免去了这两个伟人相遇。裁判官在打击恺撒时可能过火了，因而成为不公正。上帝并不愿意如此。非洲和西班牙的战争，西西里岛上的海盗被消灭，把文化引进到高卢、布列塔尼以及日耳曼地区，这些光荣遮蔽了鲁比肯1事变。这正是神圣正义的微妙表示，不批判著名篡位者的令人生畏的历史学家在犹豫不决，于是使恺撒得到塔西佗的宽恕，这样就给予英才一些可减轻罪行的情况。

    当然，专制政治总是专制政治，就是在有才能的专制君主统治之下，在有名的暴君之下，也有腐化和堕落，但是在一些丧失廉耻的暴君的统治之下道义方面的灾害是更丑恶的。在这些朝代里耻辱是不加遮盖的，塔西佗和尤维纳利斯这些表率人物，在人类面前有益地批颊痛斥这些无可辩解的耻辱。

    罗马在维特利乌斯2统治时期比西拉时代更坏。在克劳狄乌斯和多米齐安时代，其卑劣畸形是符合暴君的丑恶面貌的。奴隶们的卑鄙是由专制君主直接造成的，在这些沉沦的内心中散发出来的浊气反映了他们的主人。社会的权力是污浊的，人心狭窄，天良平凡，精神如臭虫。卡拉卡拉3时代是这样，康莫德4时代是这样，海利奥加巴尔5时代也是这样。可是在恺撒时代，在罗马元老院内只散发出一些鹰巢内本身的臭味。

    <font style="font-size: 9pt">1鲁比肯（rubicon），意大利和高卢边界的一条小河，为了避免冲突，双方相约不准越过此河，但恺撒没有遵守。

    2维特利乌斯（aulus　vitellius，15—69），罗马国家活动家，六十年代为日耳曼行省总督，六九年一月被推为皇帝，在同年年底绵延不断的内战中战败被杀。

    3卡拉卡拉（caracalla，188—217），罗马皇帝（211—217），以夺权开始，以被刺结束，在位时扩大罗马民法。

    4康莫德（com摸de，161—192），罗马皇帝，马可奥里略之子，以残酷著名，后被毒死。

    5海利奥加巴尔或埃拉加巴尔（héliogabale，204—222），罗马皇帝（218—222），他的名字成为挥霍、独裁和淫乱的代名词。</font>

    从这时起出现了塔西佗和尤维纳利斯等人，看来似乎迟了一点，这时期明显地产生了示威运动者。

    如尤维纳利斯和塔西佗，同样如圣经时代的以赛亚以及中古时代的但丁，都是个人，可是暴动和起义是群众，有时是错误的，有时是正义的。

    一般的情况，暴动由物质现实所引起，而起义总是一种精神的现象，暴动就如马赞尼洛1，而起义是斯巴达克。起义是局限在思想领域里，而暴动属于饥饿方面。加斯特2冒火了，加斯特未必总是缺理的。在饥荒问题上，暴动，例如比尚赛3事件，出发点是正确的，悲壮和正确，为什么还只是暴动呢？因为它实质上虽然有理，但在形式上是错误的。虽有权力，但行动横蛮，虽然强大，但残暴不堪，乱打一阵，象一只瞎了眼的象，在前进中摧残一切，在后面留下一批老幼妇女的尸体，他们不知不觉牺牲了那些天真无辜者的鲜血。哺养人民是一个好愿望，而残杀他们是一个坏方法。

    <font style="font-size: 9pt">1马赞尼洛（masaniello，1620—1647），托马佐安尼洛（tomaso　aniello）的绰号，渔民，一六四七年那不勒斯反对西班牙统治的人民起义领袖。

    2加斯特（gaster），法国古小说中人物，此词的意义是肚子或胃。

    3比尚赛（buzānsais）事件是指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一个情妇，挑动国王去领导军队。</font>

    一切武装起义，包括合法的，如八月十日和七月十四日，在开始时都有同样的混乱。在法定权力被解放以前总有些骚动和糟粕，起义的前奏是暴动，同样一条河流是由急流开始的，通常起义是归纳到革命的海洋中。有时起义从高山出发，那里是正义、明智、公理，民权的天地，理想纯洁如白雪，经过岩石到岩石的长距离倾泻，并在它明镜似的流水中反映了蔚蓝的天空之后，就成为壮大的百条巨川，具有胜利的雄壮气概，突然，起义事业迷失在资产阶级的洼地中，象莱茵河那样流入了沼泽。

    这些都是往事，未来则又不同。普选有这样可钦佩之处，它原则上消除暴动，当你给起义者以选举权，你就解除了他们的武装。战争就此消灭了，不论是街垒战或是国境战。这就是必然的进步。不问今天的情况如何，和平是明天的事。

    总之，起义不同于暴动，可是真正的资产阶级，不能理解这种细微的差别。在他们看来，这一切都是民变，纯粹是叛乱，是看门狗的反抗，想咬主人；想咬人就得用铁链锁起来关在笼子里，狗用大声或小声狂吠着，直到狗头的形象突然变大的一天，暗中隐约出现了一只狮子的脸。

    于是资产阶级就喊起来：“人民万岁！”

    经过这样的解释，根据历史的观点，一八三二年六月的运动是什么？是暴动？还是起义？

    这是一场起义。

    从这场可怕事变的舞台布置，我们可能把它说成暴动，但这仅是表面现象，同时我们要具有区分暴动的形式和起义的实质的能力。

    这次一八三二年的事变，在它爆发的速度和它悲惨的熄灭中都表现出无限伟大，就是那些只认为它是暴动的人也不能不以尊重的态度来谈论它。在他们看来这仅是一八三年事件的余波。他们说，被激动的思想不会在一日之内平静下去。一切革命不能一刀把它垂直地切断。在回到平静时期之前必须经过一段波折，好象高山慢慢达到平原一样，好比没有汝拉山区就没有阿尔卑斯山脉，没有阿斯图里亚斯，就没有比利牛斯山脉。

    在近代史中，这次感动人心的危局，在巴黎人的记忆中称之谓“暴动时期”这肯定是本世纪风暴中最突出的一个时期。

    在言归正传之前再来谈件事。

    下面我要谈的是件活生生的戏剧性的事，历史家由于缺少时间和机会而把它忽略了，可是，我们要特别指出，在这件事里有生活，使人忐忑不安和发颤，我们好象以前曾讲过，有些细节，好象巨大事变中的一些小枝叶，已在遥远的历史里消失了。在所谓的暴动时期有许多这类琐事。有些司法部门的调查，由于其他原因而不是为了历史，没有把一切都揭发出来，也可能没有深入了解。在已经公布的众所周知的一些特殊情况里，还有些事，或是因为遗忘，或因当事人已死，没有流传下来，我们因而来揭露一些。这些宏伟场景中的大多数演员已经不在了，相隔一日，他们已经沉默。而我们在下面要讲的，可以说是我们亲眼见到的。我们更改了一些人名，因为历史是叙述而不是揭发，但是我们描写的是真实的情节。我们写这本书时的条件只能显示某一事件的某一方面，当然是一八三二年六月五、六两天中最没有被人注意到的情节。我们要做到使读者在我们揭起暗淡的帷幕后，能约略见到这次可怕的群众事变的真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