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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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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天目此刻身在天津。这段时间,他正在做一桩倒卖法币和黄金的生意。

    早在1945年9月27日,财政部便公布了《伪中央储蓄银行收换办法》,将法币和伪中储券的兑换率定为1:200。实际上,这一政策的制定,严重动摇了正常的国家经济秩序。当新的货币投放市场,中储券的购买力则被严重高估,而法币的购买力无形中增加数倍。最初,有人从重庆飞往上海,无意间发现,手中的法币竟成了硬通货。在重庆理一次发的费用,在上海高级理发店能理上一年;在重庆只能购买2根油条的法币,竟可以在上海的高档酒楼摆上两桌酒席。

    资金自然会向最有利可图的地方流动。重庆的法币纷纷流往上海、南京等地,不少政府要员与商人勾结,做起了专门兑换法币的买卖。大量法币充盈市场,物价随之飞涨,法币信用开始丧失。沦陷区发生了急剧的通货膨胀。不到8个月,以南京城为例,最基本的生活物资,比如稻米,竟暴涨500倍之多。

    法币贬值后,黄金、银元、美钞竞相登场,成了人们赚取利润的最可靠商品。仍旧是那一批人,仍旧按照相同的方式,进行着倒买倒卖的生意。

    1948年8月19日,国民政府通过币改方案,开始在市场上发行金圆券。

    金圆券的发行,对于遏制通货膨胀,虽起到微不足道的作用,其后膨胀的反弹,却令人发指。其时贬值速度已不能按早晚市价的不同来考证了。而是要按钟点来计算。比如机关职员领取工资拿到金圆券后,要马上兑换成银元、美钞或黄金,稍有延迟,即要蒙受巨大损失。普通百姓很难兑换到金银,便以抢购东西以作弥补。为此抢购风一浪高过一浪。许多商店的店主,甚而逆天般以推脱自己商品质量不好,来阻止顾客的购买。赔红了眼的顾客却不管那么多,见什么买什么。据说抢购风最盛时,有一苦力从货架上抓起几盒青霉素。店主惊问:是否知道青霉素的用途?那苦力答:管他娘的,反正比钞票值钱就行。还有另外一个笑话:食客去饭店吃饭,先问了面条的价格,等吃完后付费,老板却告知他,这碗面条,已涨到三碗的价格了。食客自然捣乱。那店主说,谁叫你早不付钱,偏要慢吞吞等吃完再付。

    这些笑话,都是在飞机上,或行乐时,马天目听“黄金团”成员所讲。这些人由最初零散的个体,到最后组成了这样一支互通有无的团队,大家一同购买机票,相互分享各自掌握的信息,又自己冠名为“黄金团”。他们从倒卖法币开始,先后倒卖过黄金、银元和美钞。从上海、南京、武汉,渐至转移到北方的各大城市。每一次转移,便说明他们先前去过的那个城市,物价已不再平稳,历经了通货膨胀的洗劫。有人打趣说,咱们这个“黄金团”,简直就是“蝗军团”,所过之处,无不哀鸿遍野,赤地千里。也有人聊以*说,即便没咱们这些蝗虫,也经不住有政府这只大蝗虫啊!随着生意阵地的转移,“黄金团”最后莅临了天津。这个时候,这些身体劳困,却数钱数到手软的“黄金团”成员们,已能听到从前线传来的枪炮声了。

    在天津,马天目与苏鸿偶然邂逅。

    他们是在一场舞会上相遇的。二人借故出来,找一个僻静处说话。提起“平西”的分离,自然唏嘘不已。当听说马天目从重庆过来,苏鸿问马天目:你和你爱人现在在一起吗?

    马天目起初不答,后来问:你见过她?

    苏鸿便把自己在成都同江韵清偶遇的事讲了一遍。最后不无遗憾说道:你送我的那支钢笔,也算物归原主了。只是无形中给她带来伤害,讹传了你“牺牲”的消息。说到这儿苏鸿不禁俏皮地笑了,大家都以为你死了,谁能想到你还活着……活着便好,即便误传一百次,我想她都会庆幸这最后一个结果的。

    马天目苦笑起来,淡淡说,我们已不在一起了……

    你开什么玩笑!

    真的,她嫁了人,就是听说我“牺牲”之后,她嫁给了别人。

    苏鸿瞪大眼睛,不由顿足捶胸道:都怪我,怪我多嘴多舌。

    马天目说,怎能怪你……

    对于马天目此时的身份,苏鸿自然有些疑惑。当问起马天目现在作何工作时,马天目简要介绍了一下“黄金团”的由来。并说,这些人,每做成一笔生意,都要花天酒地挥霍一番。战争给了他们一个大发横财的机会,有人竟祈愿战争不要尽早结束,真应了那副对子——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我只愿我赚到的每一分钱,能变成我们战士枪管里的子弹,尽早结束这场可恶的战争……

    苏鸿接话说,快了,离我们胜利的日子已不远了……我也是刚刚调来天津,组织上让我利用家在天津的便利,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迎接解放军攻城……要不,你不要走了吧。留下来,我们一起,来迎接天津的解放。

    看着苏鸿殷切的目光,马天目审慎地思虑着什么。

    苏鸿问:你忘了当初在平西,你同我说过的话了?

    马天目一愣:什么话?

    苏鸿已没有了当初的羞涩,看定马天目说,你不是说过,如果当初我们见过面,如果……你是愿意娶我的嘛。

    苏鸿的话一目了然。而此时两人的身份,也有着结合在一起的必然。一切似乎水到渠成。想起在平西根据地时,苏鸿为自己所付出的一切,马天目望着她,点了点头。说,我做期货生意这一工作,看来也已行将结束。但应该向组织上请示一下,看有没有另行任务委派给我。我们两人的事,是不是也该和组织征询一下意见,然后再结婚?

    苏鸿说,我等你。

    还未等马天目离开天津,那封由唐贤平托古老板捎来的信便转交到他的手中。

    他去向苏鸿辞行。而他的辞行,只被苏鸿理解为恋人间普通的道别。却不想马天目迟迟疑疑对苏鸿说,苏鸿,我不能同你结婚了,真是对不起。

    苏鸿以为马天目像当初互换婚帖一样,在故意羞辱他。柳眉倒竖问:为什么?

    马天目一脸沮丧,把信中内容对苏鸿复述一遍。最后不无委屈地说道:一切都是误会,江韵清听到你传给她的消息,这才嫁了人。可现在她所嫁的丈夫,已经死了。更为重要的是,江韵清经受不住这轮番的打击,如今精神失常,寄居在亲戚家中,无人照料。我不能丢下她。无论从道义和情义上讲,我都要把她接回我身边。

    苏鸿听得脸红一阵白一阵,心里一阵阵发虚。只觉得自己运气如此之差,好像在被老天故意捉弄。却不好表示什么,只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脸上堆了笑,嘴里催促道:那你快走吧。以前的话,就当我没说过。别笑话我就成。

    马天目迟疑着走出门来,觉得实在对不起苏鸿。扭头回望时,见苏鸿倚在门口,偷偷将他打量。一张略施粉黛的脸,已被滂沱泪雨冲得稀里哗啦。

    此时的昆明,正是鲜花竞放的季节,位于三节桥靖园新村附近的樱花开得正盛。这是一条相对僻静的马路,街道两旁的二层小楼遥相对应,几乎被绿色“爬山虎”覆盖。每幢楼前置有一块宽敞草坪,漆成白色的半人高栅栏,只做装饰之用。这条街上的住户,大多是昆明军政界的高官。被樱花掩映的街道上几乎看不到行色匆匆的路人。除早晚上班时间,可见窗口遮着布帘的小汽车缓缓驶过。街上走着的,大多是出门买菜的佣人,弯腰驼背的花匠。逢到家眷们准备上街闲逛时,必定是前呼后拥的样子;有穿便衣的侍卫跟在身后,抱孩子或提东西的是女佣。而女眷们则会打了阳伞,将自己的脸遮在阴影里。这个季节的昆明虽气候宜人,早晚温差却大。接近中午的光照强烈,而雨说下就下。出门带一把伞,既防晒又防雨,是每次出门前夫人们都要必备的。

    这天吃早饭时,江竺清还没有上街的打算。儿子被邻居家的小孩招呼着,撂下饭碗便踢球去了。楼下的草坪上,不时传来他们的欢叫声。唐贤平虽已出差几日,但家里仍旧显得有些烦乱。楼下的某一个房间里,又传出“滴答”的接发电报的声音,并伴有桌椅被挪动的声响。江竺清感到心烦,但这种心烦却使她无处可告。

    随着云南警备司令部的撤销,保密局派驻云南站等中央机关自然也跟着一并撤销了。唐贤平本想等来一个离开云南的机会,但毛人凤却指定他继续留在这里。只是要求他把站部组织缩小,把已暴露身份的特务撤走。而暗中,仍要加强对卢汉的监视……为此唐贤平恼恨不已。但又一想,如今时局动荡,即便离开云南,哪里又是稳妥的安身之处?便抱了一种随遇而安的心态,把缩编后的特务机关搬到自己家里。二楼除一间自己的办公室外,余下留出来让家人居住。他挑选出的几位精干人员住在一楼,当做办公场所。一台小型发报机安置于一间密室,日夜保持同台湾联系。他此时的公开身份,是国防部驻云南区的特派专员。自从那几个还算懂事的年轻人住进来之后,家里显然再没有消停过。有时半夜,还能听到发报机的“滴答”声响。为了不扰乱家人休息,大部分时间,唐贤平一人睡在那间办公室。有时半夜三更会被喊起来,签署命令、开会、布置任务,搅得别人无法安宁。

    江竺清一边整理房间,一边向门口张望。见婆婆正坐在走廊里的一把藤椅上,戴着花镜,手拿一本线装书。她的身边站着江韵清,手扶藤椅背,和婆婆靠的很近。外人常把婆婆和江韵清的关系搞混。以为江韵清是婆婆的亲闺女,甚而比江竺清这个做儿媳的,关系还要亲近一层。说起这层关系,江竺清心里竟是有些“嫉妒”的。但嫉妒归嫉妒,江竺清却无时不感激着婆婆。当初在重庆,三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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