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人生半世,梦中的女人只有一个,而且几乎没有过一个好梦。
还在上学前,我曾到她那小村子的后山去放牛,记起她们村头有几棵参天大树,抽空去观瞻了一番。
未及离去,她来了,和四五个男孩子一起,手拿竹枝,学着开拖拉机的样子,玩得很投入。那是我第一次认识她,以后就从来没有忘记过。一帮人猛然见我,大感意外,其中一小子喊道:“野孩子。”她跟着叫嚷一声:“打他。”他们蜂涌而上,我自然本着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原则溜之大吉。
跑的跑,追的追,或行或止,各不相让,却是等距离运动——他们追不到我。既如此,我心里有了安全感,想责备她,一时竟找不到一句合适的词,想起大人们说某某女人凶恶,竟然打老公,以为是比较有杀伤力的语言,机械搬运来用上了,不知轻重地说:“好凶的女娃娃,还没长活就打老公。”
说实话,不是下流无赖,确实不知“老公”的现实含义。想必她是词义的,因此气愤已极,一帮人直把我赶上后山。
无巧不成书,后来同时上学读书了,居然还坐前后桌。我认识她,她不认识我,我若一直不明白“老公”的含义自然无事,偏偏不幸一背上书包就明白了。于是从那时起,满怀羞涩动人的梦想,直至长大。
两家的基本情况——尤其是政治背景相差悬殊,因此,她只在我梦里。我的家族,在社会最底层,难给我以支持。因此我唯有拼命读书,想从书中找到价值平衡。
不幸的是到初二时,我在班上的座位远离了她,而我的一个铁哥们、一个和我旗鼓相当的哥们则和她成了同桌,沉重的危机感迫使我轻率地给她写了一封信,又唯恐她看不到,追加个便条去提醒。那封信估计未见天日,那张便条则先入他人眼目,我的灾难从此开始了——遭到村里女孩长达十年的围剿。因此我在整个青春岁月,几乎没和女孩发生过什么友好往来,并且习惯了讥讽与谩骂。
从那封信发出,我更加勤奋学习。无能之辈,竟花了八年时间,才把一个农家子弟改造成一名干部。在漫长的岁月里,每一个在她面前提起我的人,所有说词都是对我人格的诋毁;而在我面前,她的名字竟不约而同地成了禁忌,我长久地失去了她的消息。这期间我常常梦见她,奇怪的是在那许多年里,竟做着一个同样的梦。她和她的亲人总是同时在我梦里出现于车站或码头,人很多,等我挤过去,又不见了踪影。长达八年的相思岁月,我一直在梦里追寻。我不敢问人这梦主何凶吉,却暗暗担心——只怕今生无缘。果然,等我匆匆赶回故乡,别人却为她缝制了嫁衣。
一个梦里追寻的女人,在我的一生中,只有相思,没有任何正式的文字语言交流。好象一切都结束了,而她盘踞我梦的领地,竟永远不肯离去。
在她成为人妻人母之后,我们有过一次关于这段情感的极其简单的对话:
“你在心里怨我吗?”
我报以苦涩的笑。
“你别怨我,我曾经有好多话想对你说,可你和我玩了一回小孩过家家就不见踪影。”
“是的,我太不勇敢,在流言蜚语面前,先是选择足不出户,后又选择离乡远走。那封信你看过吗?”
“鬼才见过,只听说你给我写了信。我要见过你片言只语,就不是今日结局。”
“现在还想知道信的内容吗?”
“太晚了,知不知道已经没什么意义了。”
“那年春节过后,我全部的心思都用在这封信上,那是个可以让你一生难忘的童话:‘有一只白天鹅从天空飞过,美丽的投影,令地上一群癞蛤蟆兴奋不已,随着影子不停地在泥水里蹦跳。有一只癞蛤蟆却寂然不动,他在修炼道行,想成为精灵,化作雄鹰,冲霄而起,与天鹅共舞。’很短,但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直到蚕豆花开才写成这封信。后来几年,每到蚕豆花开我就病了,病得奇怪,走遍大小医院无人能治。那种病自古就有患者,却自古无人能医治,是青春岁月的断肠病。”
她听完,背转身走了。我知道,她是怕我看见她眼里的泪光。
为了维护她的清誉令名,我们再没有过任何对话,甚至在一个长达十二年的时间里没有见过面。但是彼此却有着一种生死相依的牵挂,这种牵挂使两者都很认真地生活,认真地做人;因为我们都清楚,有一双眼睛时刻在关注自己,有一双耳朵时刻在注意倾听对方的消息。
接下来的岁月里,我们总是听到对方的好消息,总是听到故乡的人们之于对方的溢美赞誉。一份没有倾诉的爱情,滋润着两个人的生命、滋润着两个幸福家庭。于是我们忍不住接通了电话,把自己的欣慰告之对方并用两句话讨论了那个情感话题。
她问:“假如我们当初结婚了,一定会幸福吗?”
我说:“也许会,也许在满足中颓废。我们因为有了对方的关注,才如此努力,都在避免踏偏了脚步。”
她依然在我梦中,随着她走上嫁路,随着人们的赞扬,随着电话的联通,梦的内容起了变化。我在梦里不再寻觅,而她,或者和丈夫孩子、或者和我们儿时的伙伴一起快乐着、美丽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