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那个年代使人们留恋难忘

    网络上不少博客、论坛都在讨论新中国历史，有的人以极其浅薄的历史认识水平，以极其简单的二元论进行历史评价。而历史本身具有多元复合型结构，历史的进程中总是利弊并存，有的时候利多于弊，有的时候弊大于利，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历史得失的。有人说毛泽东时代这好那好，更多的人则说那个时代这不好那不好，把极其复杂的历史看成是小儿撒尿，企图告诉人们谁把尿撒在厕所里——对了，谁把尿撒在厕所外——不对！历史，哪有如此简单。

    毛泽东时代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时代，有许多值得人们留恋和记取的东西，尽管现在的中国社会比那时更美好，但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只能说明在那个年代之后中国的领导人所选择的道路仍然是正确的，并不能证明那个年代所选择的道路是错误的。否定那个时代一部分历史事件是必要的，人类历史总是在否定中向前发展，而一概否定则显然不符合历史法则。事实也证明毛泽东等老一代中国领导人在领导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初始阶段的确是走过一些弯路，这也没什么大不了，完全符合事物螺旋式波浪式运动发展的客观规律，是符合历史逻辑的，弯路不等于错路。有些人总想禁锢他人思想，总想把个人意志和个人的历史认知强加于人，这种人，本身就不可理喻，死抱着唯心主义认识论的思维方式，讨论人类的一切问题都可能出现偏差。他说春天好，便不允许别人提及冰雪情怀、梅花精神，你要怀恋那些，那你干吗走进春天？我怀恋那些美好的东西，为什么就没有走进春天的权力呢？真是岂有此理！而你夸耀春天美丽，你就永远不接受秋天的到来吗？那你毫无疑问将饿死在春天，永远见不到另一个春天的种子。一部分的人们怀念那个年代，自有其怀念的理由，这与人们对现社会的认同并不矛盾，便如人们在春天时怀念冰雪和梅花一样，在一个美丽的季节怀想那个季节所缺乏的另一种美丽，并没有什么不妥当。

    一、那个年代是个特定的年代，它曾给灾难中走出来的旧中国人们以十分安定美好的印象

    中国各民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走出苦难万般的旧社会，在毛泽东时代站起来了，在邓小平时代富起来了，在后邓小平时代逐步走上世界强国的舞台，这是铁的事实，谁也无法否认。西方某些心怀叵测的国家只愿看到一个贫弱的中国，不愿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因此自打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满怀敌意。他们在毛泽东时代企图扼杀新中国，使用了他们所能运用的一切手段，结果失败了。他们幻想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能使中国按照他们所希望的模式改变自己，然而他们失望了。在后邓小平时代，他们想遏制中国的发展，运用了一切政治的、外交的、经济的手段来压迫和破坏，最终他们失算了，中国没有被遏制住，中国毕竟成了拉动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以一个强者的姿态出现在了八国集团的会议桌旁。西方对中国之崛起的惶恐不安，甚至在一场运动会的火炬传递中都有十分显著的表现，连萨科齐这样的大国领导人也摆出一副流氓无赖的嘴脸，然而到今天为止，他已经不能继续玩弄他的流氓手段了，他无奈地决定下个月到北京参加一个开幕式，这等于宣告西方世界针对中国的一场新抵制的彻底失败。

    新中国的发展壮大，具有明显的阶梯痕迹，三个时代，都是伟大的时代，具有鲜明的承继关系，不可割裂分解。也许可以把旧时代的中国比做地震灾害深重的汶川地区，毛泽东时代及时地把流离失所的苦难的旧中国人民安置进了活动板房，初步解决了吃穿住行的基本问题。经过这个阶梯的恢复重建与发展，到邓小平时代，人们住进了条件更好的钢筋水泥的楼盘。而后邓小平时代，楼房里各种设施更加齐全，条件得到更加充分的改善。这时的人们却不该忘记灾难，而只知道抱怨活动板房里的岁月是如何的艰苦，甚至咒骂那个把他们安置进活动板房的人是如何的罪大恶极。并且将两个不同时代完全不同的条件作对等比较，这种无理的咒骂显得是那么理直气壮振振有词。咒骂者的基本群体有两个——糊涂的中国人和阴险的外国人。

    二、那个年代来不及建立完善社会法制，而其树立的良好社会道德风尚给当时的人们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

    当年共产党之于中国的领导权来之不易，却又来得太快。在大决战胜利之时，共产党人从思想作风建设到组织建设上做好了上台执政的准备，而法制社会的建立与完善却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因此当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走进中南海时，手中尚无一部用于管理这个人口庞大的国家的法律。新中国的第一部法律，是于建国半年后颁布，根据当初陕甘宁边区婚姻制度改革经验，为废除妻妾制、童养媳和包办买卖等封建婚姻秩序而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甘蔗得一节一节吃，事情得一件一件办，法律行一部一部制定，共产党不可能在战争状态下完成和平年代所需的一应法律法规制定，而在缺乏法律法规维护的状态下如何保证人民生产生活的安定？于是良好道德风尚的提倡与树立，便成为当局的大事，成为其各级党委政府常抓不懈的社会主题。不仅如此“破旧立新”、“树立社会主义道德新风尚”还成了那个年代全国几亿男女老少人人耳熟能详的社会主题。

    “破旧立新”是毛泽东一生贯穿始终的思维方式，也是导致他晚年错误的主要思想根源之一，老人家似乎永恒地认为“不破不立”只有砸烂旧世界，才能建立新社会新秩序，这种思想发展到极致，便造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极度破坏，造成了一场文化浩劫。但在当时这种破坏有其一定程度上的必要性，譬如中国人几千年信神信鬼，把那些神像推倒后没有天降灾难，人们便不那么相信神鬼了，这对将人们的思想从封建的愚昧的落后的状态下解放出来，向现代的科学的进步的方向靠拢，无疑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是完成思想解放的一种激进的手段，当然，不是最好的手段，旧的思想的解放，完全可以利用另一种温和的渐进的方式，既对传统文化不构成伤害，又促成人们思想观念的逐步转变，如此虽不能立竿见影，却完全可以不背骂名。

    不管毛泽东所运用的方式正确与否，他所亲自倡导的社会主义道德文明新风却让人们记忆犹新。和现在“笑穷不笑偷，笑贫不笑娼”的社会恶俗比起来，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们自然会更加怀恋“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毛泽东时代。那个年代谁有偷窃行为、不正当男女关系等违背社会道德行为规范的问题，不仅个人脸上无光，父母和兄弟姐妹因此而蒙羞，亲戚朋友也会深以为耻。在美丽的夏夜，如花似玉的姑娘们为了消暑，可以穿着汗衫和裤衩，搬张凉床整夜整夜地睡在广场上、马路边，最坏的结果，就是喜欢恶作剧的小伙子们趁其熟睡时将其凉床抬动挪个地方。比较而言，今天的大姑娘就是单独在广场和马路上夜行都得加倍小心，须谨防财产侵犯与性侵犯。问题的关键，在于那个年代缺乏必要的法律管理社会，社会秩序更多地依赖道德的力量，让人怀念的是那个年代道德秩序良好，对社会具有不可比拟的约束力。相对而言，改革开放后放弃了道德约束，强调法制社会秩序，而法制依然不十分健全，加上过份强调人性化，对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行为处罚较轻。在这种社会规范背景下，社会财富的分配又存在不公正不公平现象，致使犯罪蜂起，人们居家出行均丧失安全感，人们于是怀念秩序井然的从前的年代。那个年代，人们以克己奉公为荣，以帮助他人为乐，以严于律己为要事。不管别有用心的人如何大肆妖化丑化，那个年代淳厚朴实的社会风尚已然定格成历史画页，将永远客观地美丽地存在。

    三、那个年代的政治经济体制对社会腐败具有天然的免疫力，受到普通社会公众的一致欢迎。

    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因其从中央到地方财与物的高度透明性和严格的计划性，使贪污腐败无隙可乘。当然，那个年代社会当权者的特权虽然屡遭群众运动打击，仍然如蛆附骨，始终存在，比如在子女上学就业等问题上，平民始终不能与官家机会平等，那个年代工农兵大学的学位、好的工作部门和岗位，多半由干部子女或亲朋把持。纵观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制度，是与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基本适应的，但毛泽东也敏锐地察觉到集权制度下官僚之间容易形成利益共同体，唯其如此，毛泽东才发动三反、五反、四清、反右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通过“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等形式，发动群众监督政府官员廉洁从政。而劳动者对官员的特权认识并不十分清楚，所最痛恨者是利用职权对经济物质利益的直接占有，因此揭发批判的多半是贪污腐败分子。今天媒体所大肆渲染的那个时代一些领导干部落马的种种情形，与历史客观极端不相吻合。在整个毛泽东时代（包括文革时期），政府官员的沉浮其实与政治本身关联并不十分紧密，而往往是把金钱与女人问题上升到政治层面加以分析和处理，那些被人从领导岗位上拉下来的，不是沾了金钱，就是沾了女人，不是因其贪污，就是因其腐化。今天一切视听的文字的描述，都不言其因，只说其果，因为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既然当了官，捞点钱财、玩玩女人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因这些正常的原因把一个官员打入平民行列，是十分的不应该，是国家政治生活的“非正常化”是值得大加挞伐的。

    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历史上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府，是平民政府，政策的天平恒定地向平民倾斜、向劳农倾斜、向社会弱势倾斜。那些充满贪心和物欲的官员们，或者被打倒，或者在这种政治体制下无限憋屈地压抑个性，在长达二十七年的“为人民服务”的岁月里，成为几千年中国黑暗官场上一群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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