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那个年代使人们留恋难忘

一群少有的“中华鳖精”随着毛泽东去世，他们认识到压制其私欲的最大障碍自然消失了，于是“中华鳖精”们开始倒海翻江，中国社会才一变而为人欲横流。

    四、那个年代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年代，当普通社会公众感受到衙门老爷作风的压迫时，自然而然会想起自己当家作主的日子。

    有人断言毛泽东是中国最后一个走上最高权力宝座的农家子弟，并且毫不留情地诅咒这个农家子弟。是的，毋须查验文章作者的来历，一眼就能看出文章的阶级属性。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上，社会最底层的人们真正拥有发言权、真正能参与社会管理的历史只有二十七年，仅有二十七年。在此之前没有过，在此之后也很难再拥有这种权力。看得出，这个为工人农民所养活的社会，是如何地鄙视工人农民。这种鄙视有其历史根源，是劳心者亘古不变的思想立场。一些人在大量榨取工农和农民工血汗后自以为聪明，一厢情愿地认为社会最底层的人们应该世代为奴，永远地为他们提供财富和享乐，是不应该拥有任何正当权益的，是不应该拥有一星半点的发言权的。目前中国的问题在哪里？强国富民的难点在哪里？工人、农民、农民工！国民党没有解决好工人、农民的问题，失去了大陆政权，共产党如果解决不好农民工的问题，也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社会动荡。社会的根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农民工，生产关系=政府 企业。换言之，如果政府和农民工的关系处理不好，就等于社会的基本矛盾没有解决，社会动荡的因素就始终存在。因此，一个资本家虽然可以瞧不起社会大众，但无法左右社会大众的情感，无法掩盖社会大众的诉求，同样也无法否定社会大众的创造力与破坏力。而政府则必须切实考虑社会大众利益，不光是喊在嘴上，还必须落实到行动上，哪一级哪一地政府忽视了这一客观，就无疑是把自己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今天的工人也好、农民也好、农民工也好，除了家里多出一台电视机，他们中间大多数人的日子其实并不比三十年前好多少。过去住房无论面积大小，政府总会分配一套；今天无论如何努力工作，总是难以争取属于自己的立锥之地。过去他们去医院看病、去政府办事，受到的都是微笑服务，这关系着服务者的阶级立场问题，关系到对工农对人民群众的根本态度问题，工农群众受到的刁难是很少的。一个医生，你不好好给工人农民看病，你就是右派。因为工人农民革命群众是左派，你不好好为左派的革命群众服务，理所当然是右派。虽然扩大化了，虽然对医生来说有点不公平，但对于工农大众来说却是很公平的。今天比较流行的是“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我既然在这个位置上，你要来这里办事，没得说“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间或医院的态度好些，那也不是想着要为你服务，而是在哄你掏光口袋里那点可怜的血汗钱；你什么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舍不舍得为你的健康花些冤枉钱。

    时代不同了，他们有许多的委屈，却经常无处申诉，怎能不怀恋那个他们自己当家作主的年代？不是说那种政治体制多么好，那种体制其实不好，但完全缺失也不见得好，现行体制是不是该从其中吸收点什么呢？

    五、那个年代过去了，改革开放开始了，而经济先行的改革，则必然伴生腐败，于是社会产生出对清明的回望。

    邓小平时代，在毛泽东时代和后邓小平时代之间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开创了新中国第二个伟大时代。这个时代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社会经济比较毛泽东时代更加快速地发展，二是官场作风反毛泽东时代大量产生和存在贪污腐败。其经济成就举世瞩目，也使中国广大社会公众的生活发生了实质性变化。然而这个时代，政府官员的“为人民服务”实际只作为一个口号“为人民谋利益”的传统做法一变而为“谋取人民利益”以至到后邓小平时代已经积重难返，各级设立专门的“反贪局”仍不能剪除越来越普遍的贪污分子与贪污行为。其中原因，可以从两方面去理解。

    一方面，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建设上与毛泽东有认识一致的部分，也有不尽一致的部分。他的一些思想贯穿于他在毛泽东时代的实际工作中，与毛泽东的追求有吻合处、有矛盾处，因此才三起三落。其中最主要的，是他认为人民的生活水平可以更快地改善提高，因此在他拥有绝对权力后，想用另外一种方法，使人民尽快富裕起来，这就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再带动其他人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这个想法毫无疑问是十分善良的，但他忘记了资本的自然属性，在公开、公平、公正的环境下，如果没有通过继承或对外掠夺，资本的原始积累是非常漫长的。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经过了几百年，并且溢满了东方与南方世界人民的鲜血。而中国，毛泽东时代从旧社会继承的是一穷二白的烂摊子，虽然经过二十七年的恢复与增长，到邓小平时代所能继承的毕竟有限，毕竟不足以使中国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经济强国，对外掠夺更不可能，不仅世界不答应，中国人民也不会答应。邓小平要在这种条件下通过实行改革来实现强国梦，唯有让权力与资本结合，这样一来，腐败就成为中国新兴的市场经济的催化剂。

    另一方面，腐败是邓小平时代必然的历史产物。社会腐败的普遍存在，是与邓小平本人的权力基础密不可分的。继毛泽东之后，华国锋先生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这个人本性忠厚有余，政治谋略不足，是注定不能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领袖长期存在的，也不具备推动中国社会历史向前发展的领袖才能。他主持中国大局后，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毛泽东晚年的“左”的错误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个新时代来临的障碍，因此历史抛弃了他。

    象当年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一样，在毛泽东之后历史选择了邓小平。我们相信，历史的选择是正确的；历史本身也已经证明：历史的选择是正确。

    华国锋个人政治生涯的最大败笔，就是同意把邓小平从隔离状态中解放出来（当然，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他同意不同意都得放出来）。这是华国锋个人的不幸，却是中华民族的大幸。邓小平还在隔离状态中就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身份向中央传递个人的思想，在当时中国，他无疑是引领共和国前进的最恰当人选，他复出工作后连服装都顾不上整理，就立即与华国锋展开了国家最高权力之争。这种权力之争，和当年毛泽东与李德博古辈的权力之争一样，争的不是个人权力，实际是一种正确的思想主张与另一种非正确思想主张的交锋，关系到一党一国的前途与命运。错误主张当道，正确思想难行，因此必须从根本上、从权力支撑上推翻错误主张赖以贯彻的基础。

    华国锋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在打倒王张江姚四人帮的斗争上功勋卓著，当时深受全国人民的爱戴，要从他手中夺走国家权力不是那么容易的。邓小平要取得胜利，就必须有可靠的政治同盟军作后盾，必须找到自己的依靠力量。我们知道，在上个世纪中、末叶的中国，有一大群居功自傲的人，他们在战争年代叱咤风云，为共产党的胜利、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能征惯战，虽然其中绝大多数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并不清楚，但他们因功高而位高，其中一部分自认为对革命有功，玩耍特权，作威作福，为所欲为，生活劣迹斑斑，走向了人民的反面，在毛泽东发动的三反五反、四清、反右和文革等群众运动中被拉下马。但反右存在扩大化，文革后来发展到几乎失控的程度，误伤的人很多。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期间，着手对一系列冤假错案进行平反昭雪，那些真正的堕落分子也混迹其间，截取个人历史的某些画面，闭口不谈当初落马的原因，只说自己的功劳和落马后的苦楚，摆出一付最无辜最不幸的嘴脸，于是博得同情，和那些真正蒙冤的人们一道获得解放与新生。他们因私欲在毛泽东时代失去特权，心里最痛恨的莫过于清算了他们罪责的毛泽东，自然也会对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怀恨。如此一来，他们的情绪与邓小平在那场最高权力斗争中的需要就比较相一致。历史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邓小平先生选择了这支同盟军，并给予了这些支持者很优惠的条件：1、还给你们权力（平反昭雪）；2，取消群众对你们手中权力的监督（以后永远不再搞群众运动）；3，你们今后不管干了什么都不追究你们个人的责任（党委集体负责制）。这些旧权贵就这样出来了，他们咬牙切齿地出来了——我王老五也有今天，好！你们等着瞧！他们一出来很快就形成了新权贵集团。象推翻旧社会一样，他们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思想主张面前支持了正确的一方，又一次为中华民族建立了功勋，但接下来便原形毕露，肆无忌惮地干起了老本行——损人利己、损公肥私、贪财渔色、恣欲疯狂。因为他们有功劳，毛泽东给了他们高官；复因其利欲薰心，毛泽东又把他们从高官位置上拉下来了。同样因为他们有功劳，邓小平给了他们高官；复因其利欲薰心，邓小平因个人痛苦经历而抹不开面子，听之任之，于是贪污腐败日益盛行。在一九八九年“六四”风波之前，有知识分子监督着，贪污腐败倒并不十分猖獗。自此之后，政府把许多好处给了文化界有能力兴风作浪的分子，过去的监督者转眼间成了利益既得者，他们不仅不再发挥监督作用，相反地加入到贪污腐败的行列之中，于是人民群众最切齿痛恨的贪污受贿等不正当行为变得无拘无束，大行其道。

    当贪污盛行时，人们怎能不怀恋廉洁从政为人民服务的旧时政府！这也不是说那时的政府比现时好，而是那时一些好的东西现在见得少（尽管现在好的东西很多），所以有人怀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