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札记之《浩如烟海的中国书籍》

皇帝的是非了，皇帝想把天下怎么整治就怎么整治。至于那些博士，能被聪明的汉武帝选中，就必定是像董仲舒一样的创造无用学问的高手。他们都是某一经的大师，都要立自己的学说，而立说必须著书，书写得越多，简单的问题就越复杂，师从博士的儒生们就需要多花许多时间去搞懂那些极其简单的问题，皇帝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例如书经博士秦延君，就是一位十分了不起的大师，为解释“曰若稽古”四个字能够著述三万多字，而为了解释“尧典”两个字竟用了十多万字的专著。象这样的博士，能够连篇累牍地制造废话，学问是何等高深？而太学里成千上万的从学者自幼跟随博士读书，直读到白了少年头，还是勉强可以搞懂几个简单问题、可以讲说一经的；能讲一经，就有了当官的机会。可惜汉武帝提倡这些毫无用处的经学，只愚弄了那些一心想当官的儒士，还有一种用篆文写成的经书，也有不少人钻研，叫古文经学。学古文经学是不能当官的，但依然有不少人去钻研，一个古文经学大师的门下也经常聚集着千百儒生，由此可见认为古代读书人都是为当官的说法也不一定完全正确。汉代规定，读书人要当官就必须进官学学今文经学，社会上的私人学校虽然形成了一个历史高峰，但不能取代官学。

    汉代做学问不为当官的还有司马迁等史学家、唐都等天文学家、落下闳等历数学家、司马相如等文学家、刘勰等学者。汉武帝的办法没能收到禁锢读书人的效果，只不过使汉代文化在新添了许多好书的基础上还增添了无数废书，给炎黄子孙造成了无法负载的重荷。

    写废书的不止是古人，今人更是变本加厉，写出的一些书不止是废而无用，而且混账以极。现在书写工具便宜，拿起笔来胡说八道一番，印上一二千册，便俨然是个学者了。这样的书当然不堪卒读，即使印行，为读者所彻底抛弃也必指日可待。更有新潮时髦的网络文学，诲淫海盗的趋势十分明显，相当比例的作品都见不得人。更有一些研究历史的所谓专家、学者，正经学问是一点都做不来，但研究概括和张扬混账逻辑却十分地高明。在国家存亡续绝的生死关头，谁能挺身而出勇赴国难，谁就是民族英雄。这是再也简单不过的道理。可是混账专家们要求教育部编写中学历史教材要“以平等公正的态度对待历史上的各个民族”并认为“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科学地分析我国历史上的民族战争”岳飞与文天祥就“不能称之为民族英雄”为什么？因为他们当年英勇抵抗的那些侵略者的后裔今天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高见！将来台湾问题若不能和平解决，谁要胆敢带领军队去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你就会被混账专家学者们绑上历史的耻辱柱，你就会成为民族的罪人。因为台湾问题是中华民族内部的问题，是兄弟之争，你把台湾统一了，你就成了对自家兄弟动刀兵的恶棍。希特勒、东条英机、墨索里尼，还有许多两手沾满鲜血的人都该颁发奖章树立丰碑；而反法西斯同盟几千万将士都应该送上历史的审判台；法西斯侵略者要占据你的家园，让他占好了，你敢反抗，你就是罪人。理由很简单：共产主义总是要实现的，迟早会天下大同；等天下大同了，你不就是曾经打过自家兄弟的大坏蛋么？既然将来是一家人，我们还纪念二战将士，会伤害轴心国的感情。大家看看，那些吃混账饭拿混账钱写混账书的专门学者们多高明？他们就这样用极其混账的逻辑把一部一部的著作都写出来了，把历史翻了一下个。好在教育部不赞成这些混账逻辑，对岳飞文天祥的评价一以贯之，英雄仍然是英雄、汉奸依旧是汉奸，没有模糊历史概念，真是大快人心。

    唐朝经济的高度繁荣和国力的空前强盛，也推动了文化的发展和中国诗歌的成熟。因此在汉魏南北朝之后，经过唐朝几百年的积累，中国教育发展了，中国书也厚了许多。书多了倒不要紧，要命的是大文学家韩愈提出了一个害人不浅的说法：“读书破万卷，止用资得下笔如有神耳。”大诗人杜甫也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从此“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便成了中国读书人梦寐以求的无尚境界，使无数本皆有所作为的人一头钻进故纸堆里，成了书虫书蠹书呆子。

    在用竹帛当文字载体的时代，为书所累的只是少数有钱人家的子弟，中国教育和中国文化完全属于贵族。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蒙教并不普遍；启蒙读物应用时间较长的只有西汉史游的急就篇和南北朝时周兴嗣所编千字文。而隋唐以后，随着科举制度的逐步成形，官学繁荣，私学也逐渐发达，但多用开蒙要训和太公家教为主要教材，内容狭窄。直到宋代王安石、司马光、朱熹和程氏兄弟等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思想家出现，加上印刷技术的改进，形成了中国思想学术的一个高峰，私立书院也慢慢增多，逐渐兴盛。因此，中国人怎么读书也开始规范化，启蒙以“三、百、千”为主，即宋代王应麟所编三字经、宋代两浙钱氏编百家姓以及千字文，外加宋人汪洙撰著的神童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三字经，有满文本、蒙文本，也有日文本、法文本、英文本，还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选入儿童道德丛书，成为有名的世界文化遗产。明清时期，是中国蒙学课本的总结期，增广贤文、幼学琼林、声律启蒙和龙文鞭影等韵文蒙书，都是无数学者和塾师披肝沥胆的智慧结晶，高度浓缩中华文化的精华，易读易记易懂，再加上一本千家诗，把一大堆中国杂碎简略成了普及读本，这才使中国百姓真正开始了解中国历史文化，使中国人的文化生活真正开始社会化。其实这些优秀蒙学教材是不应该放弃的，过去说“读了增广会说话，读了幼学知天下。”这两册蒙书确是中国所独有的洋人难以望其项背的好书，至少应成为今天小学生的课外辅助读物，甚至应作为中小学教师的必读书。尽管其中有一点封建糟粕，我们也不应该因为一个聪明漂亮的孩子染有微恙就抛弃掉。

    明永乐年间，名震古今的大才子解缙奉成祖之命，为满足读书人“读书破万卷”的心理需求编了部永乐大典，分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收录各类有用之书七八千种，集汉学之大成。可是李自成的农民军进北京，只注意财宝和美女，竟不知把永乐大典弄到哪里去了。明嘉靖帝倒有心眼，缮有副本，偏又被野蛮的八国联军一把火烧了个七零八落；剩下的断章残简，又被几个有点文化的洋人劫掠到西洋，用作西方民主与文明的标榜物。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书局花了十年功夫向全国征集，仅征集到六百三十卷残篇，不及原书的零头。与宋、明两朝比起来，清人更见高明。考虑到麻将和牌九的盛行将消耗中国人大部分时间，再不会有耐心去读永乐大典那样收罗广博的巨篇，但总是免不了有人要做学问，因此就按经、史、子、集分四部收集了三千五百种图书，纂修成了四库全书，以备好学者查考。还吸取永乐大典的教训，缮写了七部，分藏文渊、文源、文津、文宗、文汇、文溯和文澜七阁，后来果真有三处毁于战火，但其它四部却保存完整。清人又考虑到中国的普通社会公众也会象外国人一样长大，不能一辈子学蒙学，因此删繁就简，选辑了一本唐诗三百首作为诗歌的普及读物，又选辑了一本古文观止作为散文策论的普及读物，还于那浩如烟海的中华故纸堆里挑出四本小说推荐给国人，作为茶余饭后的消遣，谓之四大古典名著。四大名著，就是众所周知的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和红楼梦了。清代学者在中华文化的普及与发展上真是功德无量，不仅选辑了四库全书，给大学问家提供了备要，还从数以几十万计的中国线装物中精挑细选出这么几本书，作为寻常百姓的文化快餐，使整个中国社会都变得文质彬彬。借问孙子战略家们：你们的洋爷爷有唐诗三百首这样既精彩绝伦又老少咸宜的诗歌普及读本么？没有！有古文观止这样攘括一个民族两千多年文化精粹的优秀散文选本么？也没有！有中国四大名著这样在几百年间数亿人民世世代代喜闻乐见且人人都耳熟能详的好小说么？更没有！洋人说洋人的东西好，那是王婆卖瓜。可叹你们这些洋奴洋孙，不在国学上下功夫，一副奴颜媚骨做了洋王婆的买家，不仅不明白自己做了冤大头，还赞不绝口地说洋货好，做了洋奴、上了老外们的洋当却浑然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