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士林与科举

    　　如今到处兴招聘干部，真正有学识才华者，不愁英雄无用武之地。兴感之余，我不禁想起封建社会的士林官场，想起了封建门第世系和那些为求功名而孤灯寒窗勤谨治学的古代学子们。世袭制早已离我们远去；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场科举考试——清光绪甲辰年、慈禧太后六十寿诞“万寿恩科”的科试，离我们虽不足百年，但我们看科举，也仿佛已经遥遥千载。历史的演变，的确十分惊人。

    从影视戏剧中看古时读书人，都是羽扇纶巾，一副悠哉游哉的模样，说不尽的潇洒写意风流倜傥，然而实际生活却不尽然。唐朝以前历朝历代，取士不依科举，另有门径。夏朝是中国社会从原始氏族生活逐渐向奴隶制社会过渡时期，不存在士林，为官者理所当然是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酋长与他们的子孙。商朝是完全意义上的奴隶制国家，贵族与平民、奴隶的区分十分严格，当官的是奴隶主贵族，也不在本文范畴。自周文王开始，中国社会从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用人不拘一格，颇见开明。真正含义上的“士”就是产生于周代，起始于春秋。

    春秋时诸侯国内国君的政权并不稳固，国政常被几个有权的大夫所执掌，国君不可随意开罪大夫。因为只要是前代国君的子孙，大夫们想拥立谁谁就可以成为国君，而有权的大夫却是世卿，父死子继，兄死弟继，世代相传。不仅如此，而且“君臣无常”大夫在诸侯国内威望高了、权力重了，就可以取代国君。晋国曾成为春秋时的诸侯霸主，后来却被韩、赵、魏三家大夫瓜分。无论是“三家分晋”还是“季氏逐鲁君”、“崔杼弑齐君”都是“君臣无常”的例证。在这些大夫宗族内，通常养有一批家臣。春秋时期，家臣制盛行一时。齐桓公为主霸中原，曾养游士八十，供给车马衣物钱财，周游四方，招揽天下贤士来齐国。齐懿公为谋国君大位，也曾广散家财以招士，后来果然得做国君，因此又开豢养游士的风气。家臣多文士，而游士中多武士，至于儒家的孔子、墨家的墨子和兵家的鬼谷子，则是培养训练士的大师。这些士处在社会的中间阶层，孔子“讥世卿”说明地主阶级的士对领主把持政权的不满。到战国时变为客卿制，家臣游士统称客卿或士。由于贵族领主逐渐失去政治特权，地位越来越不稳固，因此王侯将相争相养士，最负盛名的有齐国孟尝君田文、赵国平原君赵胜、魏国信陵君魏无忌和楚国春申君黄歇四家，养士都在三千人以上。而燕太子丹则是最下等的养士家，拜荆轲为上卿，以君储之尊极尽奉承之能事，把保国抗秦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一个刺客身上。战国时期，除代表农与工肆之人的墨家之外，主要是代表地主阶级的士的社会活动。

    春秋战国之士，不可一概而论。对历史文化发展贡献最大的是学士，除儒、墨两家显学之外，道、名、兵、法、农各家争相著书立说，造成了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一段历史盛况。主导当世的是策士，以苏秦、张仪为杰出代表，口舌辩说合纵连横之策。纵横家虽无专门著述，然而战国策士四处奔走游说，却无非是纵与横两种主张，七雄之间此战彼和，也无非是纵与横两种活动。至于方术之士，本身也有分别：从事天文历算和医农百艺的对文化发展功不可没；从事阴阳占卜房中术的则不过是一群骗客。最末等的一类是食客，数量庞大，品流繁杂，奸人赌徒鸡鸣狗盗之辈尽在其中。

    秦始皇扫平六国一统天下，是以士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战胜了领主阶级，是士在政治上的胜利，因此家臣制和养士之风逐步演变成为官僚制度。到汉代以后，从大儒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罢黩百家，独尊儒术”起，历代为官者多是儒生。西汉末年王莽篡皇权行暴政，汉光武帝刘秀借民变而登九五，由宗亲成了皇帝。汉光武帝定官制，天下士人想当官，只能依赖公府召属官，或由郡国举孝廉，仕进之途完全操纵在权贵手里，遗害千古的中国官场便开始形成。东汉时郡县设中正官、州设大中正，专门负责举荐和选用各级官员。自此以后，各级官员，如果不是权贵子弟，就是靠权贵保举的士子，党争也就开始出现。这种用人方法，选拔了一批酒囊饭袋做官吏，所谓“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便是对这种官制的讽刺。但有些地位低微的士子被举孝廉出仕以后，很多人仕途顺利地位上升，特别是在东汉末年与宦官的斗争中造成了一种很高的声望，逐渐形成了所谓“衣冠望族”封建朝廷的中央机构，在隋以后才实行“三省六部”制；而汉代因袭秦朝，设“三公九卿”东汉朝廷称太尉、司徒和司空为“三公”是最高官职。汉末大豪强袁绍家有四代五人做“三公”因此而成为士族中的最高望族，门生故吏遍天下。东汉末十九年的群雄割据混斗，给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给人民生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这一切，实际上是从曹操联结袁绍号召起兵讨伐董卓开始的。当时董卓军不过两三万人，以袁绍为首的讨董盟军却拥有十余万众，但都是大族豪强武装，各怀鬼胎，除曹操所率几千人勇往直前打了个大败仗外，其余十六镇诸侯都观望不前。所谓讨董，只不过是武装割据的借口而已。正如曹操在蒿里行中所说：“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在很大程度上，皇权得靠士族的支持，皇帝或者想做皇帝的人，都不敢得罪士族。因此三国时酸儒弥衡辕门击鼓裸身骂曹，曹操受尽羞辱却不敢杀他，智歇计穷之下把他推荐给荆州牧刘表，想借刘表的刀除却心头之恨；而刘表白挨一顿臭骂，依然不敢杀他，又把他介绍给头脑简单的江夏太守黄祖。黄祖或许愚蠢，或许本来没想过要做皇帝，终于把他杀了。曹操招降荆州虎视江东时，张昭等人力主投降。朱张顾陆，江东望族，对于他们来说，投降不过是换个主子，官照做，俸禄照拿，要掉脑袋的不过是孙权一人一家，而抵抗却可能酿成江东士族的灾难。出身低微的鲁肃等人则极力主战，因为他虽在东吴做高官，到了别的地方却是做不了高官的。再说孙权一家自称是大军事家孙武的后裔，可在吴郡士族间并无地位。孙策依靠外来士族和孙坚旧部草创江东政权，孙权继位时不过十五岁，形势很不稳定。因此他一方面百般依赖徒党不多可以放心的外来士族周瑜、鲁肃、吕蒙之辈，一方面又尽力争取本地朱张顾陆四大望族的支持，还把孙策两个女儿一个嫁给了陆逊，一个嫁给了顾雍的长子顾邵，并起用四大姓子弟一千多人去做各级官吏。曹操当权时，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但恶政的根源——士族在政治上的垄断地位他却不敢触及；不仅如此，那些“只做汉臣”的士族还一直阻碍着他取代名存实亡的刘氏政权。

    东汉时期，外戚、宦官与士族官僚三个政治集团一直争斗不休。到三国时，魏文帝曹丕设立了臭名昭著的九品官人法，承认士族有做官的特权，因此获得了士族的支持，废汉而建立魏国。魏朝的建立，肯定了士族是斗争的最后胜利者。自此，从魏、晋到十六国南北朝时，皇权变换很频繁，而无论哪一家哪一姓掌天下，士族照样高官厚禄，享不尽荣华富贵。司马氏篡夺曹魏政权建立晋朝，为争取士族，又在九品官人法的基础上，朝廷设立谱局，用人须查考谱籍，看祖上有何官爵；又在州郡县重置大小中正官，评定士人的品德。事实上，这些中正官只依据士人的籍贯及祖、父官位，定门第高低，吏部尚书以中正官评定的门第高低作为用人标准，称为“门选”这种用人方法，不是看什么样的官该用什么样的人才，而是看什么人该给什么官，名门望族无人肯做小官，寒门素族无人能做大官，结果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包括皇帝在内的任何人都不能侵犯高级士族做高级官员的特权。除了这些政治特权之外，晋朝还通过建立荫亲属制来保障高级士族在经济上的特权。高官同族人享有荫庇，免向国家纳租税服徭役；所荫亲属少的有三世，多的达九族。所谓九族，就是上自高祖下至玄孙的血缘亲。有了官人法、谱局、中正制和荫亲属制，中国官场可谓五毒俱全，最腐朽最黑暗的时期也就开始了。就连皇帝，也要努力把自己妆扮成士族，在门第上争清望。晋武帝司马炎为证明自己是儒生，在司马昭死后，不听群臣谏阻，坚持行三年丧礼，还下诏说不能因自己做了皇帝而改变儒生本色。征南将军胡奋的女儿是他的宠妾，有次他和胡贵嫔赌博，赌输了，胡贵嫔毫不让步，他发怒说：你原本是个将种。胡贵嫔说：北伐公孙，西拒诸葛，不是将种又是什么？司马氏原本是以官为姓，祖上肯定是高级氏族。当年司马懿轻视宦官出身的曹氏，不肯做曹家官吏，自称得风瘫病，拒绝曹操征召。曹操派刺客去察验，司马懿在刀下坚卧不动，好象真风瘫，才免刺死。曹操死后，他成了魏国唯一的谋略家，多次挂帅出征。胡贵嫔翻出司马家族统兵作战的老帐，使晋武帝听了十分惭愧。因为士族以积世文儒为贵，如果祖先曾做武将或其它杂业，就不算纯粹。自东汉士族制度形成以后，士族不仅在政治地位上要分高低，而且在门第世系上也要矜清浊，晋武帝自称诸生家，目的也就在此。在东晋一朝，司马氏还力图通过联姻来提高门第。司马师娶东汉名儒蔡邕的外孙女羊氏为妻，司马昭娶魏名儒王肃女为妻；鉴于华阴杨氏是无与伦比的纯粹士族，司马昭又给晋武帝聘弘农华阴杨氏女为妻。杨皇后生下了晋武帝第一个儿子司马衷，尽管是个白痴，仍被立为太子。晋武帝屡次想废其另立，却因白痴是华阴杨氏的外甥而终不敢废，后来还是做了中国历史上最不可思议最糊涂无知的皇帝——晋惠帝。中国古代封建门阀制度，至此可谓登峰造极。这个愚蠢皇帝登基后，强盛一时的西晋王朝就出现你争我夺杀伐不止的混乱局面，逐步走向了衰落。

    到了隋唐，士族的地位和门阀观念并无多大变化，但因其对皇权制约过大，因此受到皇权的不断打压。

    李唐皇族姓李，高祖李渊自称是陇西李氏，但无论真假，门第都不算高。当时天下贵姓北方山东士族称为郡姓，其中崔、王、卢、李、郑为大姓；东南土著士族称为吴姓，其中朱、张、顾、陆为大姓；北方士族过江避难的称为侨姓，其中王、谢、袁、萧为大姓；关中也称郡姓，其中韦、裴、柳、薛、杨、杜为大姓。另外还有来自北方鲜卑族的所谓虏姓，以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为大姓。这些士族门第，都是祖先有声望，代代保富贵，常出功臣名人，一家男女都能谈论儒、佛、道，能作文章诗赋，并且在礼教习俗和行为表现上异于常人。唐初王勃的滕王阁序里有“非谢家之宝树，接孟氏之芳邻”的句子，指的就是侨姓谢家。诗人刘禹锡有首七言绝句乌衣巷，说“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其中所指也是侨姓中的王谢两家。东西两晋和十六国南北朝时，王谢两家子弟出门都手执麈尾，哪怕走遍天下，也无人不知他们是名门世家子弟。刘禹锡所处的时代已经是科举盛行的时代，门阀制度已被完全打破，仔细推敲起来，这两句诗是否包含了对官人法的废除以及对科考兴起的赞美呢？不说寻常百姓对门阀制度的看法，还是说李渊家族吧，姓氏贵贱由郡姓、吴姓、侨姓才排到关中，而贵为皇族的李氏却在关中都排不上前列，因此虽掌皇权，终嫌不足。为提高门第，李渊和老子攀上了亲戚。老子李聃，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著有道德经，早被道教徒吹捧成出神入化的道教鼻祖，相传得道成仙后主管天庭兜率宫，称太上老君，位列四大天王之前，身份崇高。尽管李渊自称是老子的后代，依然不能让人们认为那个李字是最尊贵的姓氏。在李氏皇权已十分巩固的贞观十二年，李世民命吏部尚书高士廉等撰氏族志，收集全国士族家谱，依据史书，辨别真假，考证世系，分清高低，定为上上至下下共九等。然而门第观念早已根深蒂固，高士廉等仍以山东崔姓为第一姓，李世民发怒力争，才改列皇族为第一，外戚第二，降山东崔氏为第三。

    后人多以为皇帝可以为所欲为，其实大谬不然，皇帝受到许多制约，其中士族权利对皇权的制约又是最主要的。皇室喜欢与士族联姻，主要是想借助大族力量巩固皇权。皇室与士族的关系越稳定，天下也就越太平。大名鼎鼎的武则天，其祖父是巨商大贾，对李氏逐鹿中原在经济上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但因为她不是出身于名门望族，唐高宗册立她为皇后时，除徐绩一人认为“是皇上家事”外，其余士族官僚一概反对。她当了皇后之后，与唐高宗并肩上朝，群臣称为“二圣”从历史发展的轨迹来看，没有武则天的杰出政治才能和历史贡献，就不会有后来的开元盛世。而武氏立于朝堂，又极大地动摇了封建门阀制度的根基。

    南北朝时，南朝士族生活已十分腐朽靡烂。由于先人做多大官后人就能做同样的官，不需要奔走营求，男人们便无所事事，整天游手好闲，登高作赋吟风弄月，上自朝庭会同，下至亲朋酬酢，都得赋五言诗，否则会被人鄙视。这种社会价值心态曾一度造成五言诗的繁荣，但由于南朝士族生活空虚，却找不出一首有气魄的好诗。而在北朝却截然不同，有木兰诗和敕勒歌，便盖过了南朝盈千累万的无病呻吟之作。在取士用人的制度上，北朝也敢于打破传统，有意识地限制门阀士族的势力，出现过开科取七品以下小吏的历史。

    科举考试，始于隋朝，成形于唐朝。隋文帝杨坚统一南北朝后，进一步打击和削弱江南士族，彻底废除九品官人法和中正制，于开皇七年设志行修谨科和清平干济科，以文章选取官吏。至隋炀帝大业三年，又开进士科，创科举考试的先例。到了唐朝，由于李氏出身不高，加上其它种种原因，打破士族独霸官场的局面便成为历史必然。唐高祖武德五年，中国举行了真正历史意义上的第一场科举考试，取进士四人，开学子仕进之途。到唐太宗时，科举作为一种取士的制度固定下来，从此成为定制。到了武氏周朝，由于武则天日夜不忘陇西贵族反对立她为后的旧恨，为进一步削弱贵族势力而放手招官，并亲自殿试贡士，又使科举制度得到了加强和巩固。科举一开，贵族垄断要津的局面被打破，因此千百年来，无数莘莘学子怀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理想，竭力奋志，寒窗苦读，形成了中国社会文化特有的状元效应。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是中国科举时代读书人尊奉的信条。中状元而魁天下，也是读书人梦寐以求的最高荣誉和最高目标。但状元的至尊地位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唐高祖武德五年壬午科取得第一名的孙伏加不叫状元，只称进士第一。状元一词，始于武则天天授元年。这位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女性废唐而立大周之后，首科取士十六人，并亲自在洛成殿策试。在此之前，科考实行糊名制，贡士考卷都糊名，以防考官作弊。武则天说应该信任考官，废糊名制，实际上是要从宽取士。当时，主考官用奏状向武则天报其等第名次，位于奏状第一位的，始称状元。但唐代制科百余种，各科都举行殿试，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因此进士科状元还没有取得独尊地位。到宋太宗时，皇帝举行殿试并成为定例的只有进士一科；太平兴国八年，把殿试合格者分为五甲，元顺帝时改为三甲，状元专指第一甲第一名，成为定制，状元至尊至贵的地位开始确立。到明清两朝，不设其它科目，进士科成为唯一的制科，殿试分三甲发榜，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第二、第三甲人数不定，第一甲却仅取三名，按文章优劣依次称状元、榜眼、探花，合称三鼎甲。状元居鼎甲之首，因此又称“鼎元”在科举中的地位变得至高无上。

    唐代直接由吏部主考的科目为常设制科，主要有进士、明经、秀才、俊士、明法、明书、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等。其中进士与明经两科应考的人最多，名臣名士也多出自这两科。唐代进士科试以诗赋为主，自齐、梁、陈、隋以来，文士都爱吟诗作赋，因此一般都应进士科，以表现自己的才能。现代人说科举时代的读书人只会“读死书”这种说法实际上不应该包括进士科，而且读死书的人也是绝对考不取进士的。进士考诗赋，读死书的人必定作不好诗。但象明经科试则非读死书不可。唐代明经科考帖经。唐太宗要颜师古考定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和春秋左传经文为“五经”，考生必须熟读这四十多万字的著作，考试时由考官掩蔽经书前后两边，中间只留一行，又用纸帖住一行中的三个字，让考生读出被帖的三个字。这种考试方法，就叫做帖经。如此考试，能录取的当然只能是一些书呆子，远远不如进士有真才实学。明经和进士两科不同的考试方式，使唐代诗赋极盛，达到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巅峰；理所当然也使唐代经学极衰，跌入了中国思想史上的底谷。唐代官员，进士出身的称清流，多做朝官；明经等其它科考出身的称浊流，也有做朝官的；清流和浊流统称为流内。而通过别的途径当官的称流外；有一定才学而无法出仕的就是今天相沿成习后所说的不入流。在官场上，清流看不起浊流，流内看不起流外，互相仇视，互相斗争，把古代官场搞得纷纷乱乱。盛唐与白居易齐名的大诗人元稹自幼聪颖，博闻强记，十五岁举明经科及第，但唐代重进士轻明经，元稹交结宦官才在朝中做个知制诰，受到以牛僧儒为首的清流的鄙视。一次朝官们在一起吃瓜，有苍蝇飞来，武儒衡挥扇驱蝇，看了元稹一眼，说：“这东西从哪里飞来？”从这种极度的傲慢轻蔑中可以看出进士及第官员的自负心理。元稹不堪其辱，奋志抵砺，在二十七岁时重入科场，终于及进士第，官拜监察御史，出了胸中恶气。

    从戏曲中看来，似乎书生一发奋，便可高中状元，而自唐代以后，共开科考七百二十四次，在一千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只出过七百二十四名状元郎。也有少年登科者，象宋太宗丁丑科状元吕蒙正，曾官至宰相。年轻时游学渤海，因有“挑尽寒灯梦不成”的诗句，本意是写自己刻苦读书寒夜不眠，却被渤海县令之子胡旦取笑说：“这是一个瞌睡汉呀！”吕蒙正含愤离开了渤海，第二年在科场大获成功，高中状元，鼎甲天下，便让人捎话给胡旦说：“瞌睡汉中了状元。”胡旦大受震动，也让人传话给吕蒙正：“我明年也要做状元，只不过前后脚，比你晚一年罢了。”第二年，胡旦果然也中了状元。这事说起来好象太轻巧，有如上街买个小商品似的，你买了，看起来还不错，我也去买一份，而且一去也必能买到与你同样的一份。其实，要考状元决非单凭一腔热血满怀壮志就能成事，吕蒙正胡旦者流，历史上并不多见。唐代已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意思是说应明经科试及第，三十岁已经太老，应进士科试及第，五十岁还算年轻。一般说来，其它科考十取二、三，而进士科则是百取一、二，难易十分悬殊。古代学子能在中年进士及第，已是十分幸运，真正少年登科的能有几人？虽然俗话说“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而真正十年便能一举成名的学子，则决非等闲之辈，必是学冠群伦、领一代风流的名士，历史上实在微乎其微。唐开元二年孙逖十九岁中状元，宋绍兴五年汪应辰十八岁中状元，都不仅在当时是一时俊彦、深为朝庭所倚重，而且声震天下，名贯古今，有如历史的天空中一抹耀眼夺目的彩虹。即便如宋代张孝祥二十二岁中状元；明代罗洪先和赵秉忠二十五岁中状元，林大钦二十一岁中状元；清同治二年张之洞二十六岁点探花，这些年不满三十的鼎甲人物，也都曾名重一时，身入要津。就是白居易、元稹、韩愈、刘禹锡、杜牧、王安石、苏试、柳宗元、杨万里、黄庭坚和纳兰性德等二十多岁及第登科的年轻进士，哪一个不是青史留名？真正只历十年寒窗的，恐怕只有称为初唐四杰之首的王勃了，他十四岁及第，是名副其实的少年登科，然而孤星高映，千古不再。至于七岁参加殿试的晏殊，即使他在有生以来的七年中一刻也不曾休息，又能读几本书？知多少事？能把经、史、子、集都弄懂记熟么？他的文章诗赋实在无法与同考的万余名举人相比，因主持殿试的宋真宗皇帝爱他是个“神童”才“赐同进士出身”因此不能算作学成登科。

    一个学子，能得秀才巾冠已属不易，何况进士状元乎？唐宋时，考状元要先过州县试和省试两关，才有资格参加殿试。等到争取殿试资格，考生本身已过五关斩六将，是百里挑一的侥侥者，而且每场科考的举人通常都不下千人，宋、明、清三朝一般开科取士尚有二三百，而唐代取士则十分有限，少则几人，多则十几人；取进士最多的唐高宗咸亨四年癸酉科，也不过七十九人；而永徽五年甲寅科，仅取进士一人，读书人的仕进之途，仍然太过狭窄。到明清时，则要先过郡试、乡试、会试三关，经历几十场考试合格后方可入围。万千学子，皓首穷经，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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