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士林与科举

穷经，而成功者毕竟是极少数。三字经中有这样一段话，足证士子艰辛：“若梁颢，八十二，对大廷，魁多士，彼既成，众称异。”梁颢何许人也？严格说来，应该算是五代十国时期的人，却偏偏又是宋太宗乙酉科的状元郎。不说他前几十年是如何闯关，单说他中进士点状元，从五代后晋天福三年（938年）起就不断地进京应试，历经后汉和后周两个短命朝代，直到宋太宗雍熙二年（985年）才考中进士点为状元。前后凡四十七年，应会试四十场，中状元时已是八十二岁高龄，满头白发，步履蹒跚。他被宋太宗点为状元后，太宗问其年岁，他作谢恩启一篇作答，自称“皓首穷经，少伏生八岁；青云得路，多太公二年。”虽然垂垂老矣，此番言语，也显出头角峥嵘，不枉天下第一的名头。他还曾赋谢恩诗一首感谢皇恩：“天福三年来应试，雍熙二载始成名。饶他白发巾中满，且喜青云足下生。观榜更无朋辈在，到家唯有子孙迎。也知年少登科好，怎奈龙头属老成。”这其中包含了多少艰难，又有过多少辛酸？人生七十古来稀，八十二岁学始成，这位状元爷还能为国家效几分力呢？宋朝人平均寿命在三十五岁左右，他能活到八十二岁，已经是当时世上少有的寿星了，即使学有所成，风烛残年，只怕终归还是学无所用。无独有偶，宋高宗绍兴年间，科考往往在正科之外加恩科重考落第举子，以示皇恩浩荡。福建举子韩南，读书一生，屡试不中，逢恩科才勉强及进士第。但金榜题名，毕竟轰动乡里，尤其是那些偏爱穿针引线的媒婆们，不知新科进士已经七十三岁，行将就木，登门提亲的络绎不绝。韩南无奈，只好写诗一首，贴在门上：“读尽文书一百担，老来方得一青衫。媒人若问余岁数，四十年前三十三。”唐代名臣张柬之，是汉留侯张良之后，世族大户子弟，幼习诗书，从小就熟读经史，博览群书，晚年无论是在监察御史、凤阁舍人、秋官侍郎任上，还是在武氏周朝和唐中宗朝两朝为相，都显示出了他卓越的才干。但张柬之直到永昌元年六十三岁时还是个小小的青城县丞，官运不济，有志难展。那年他随千余名举人应进士科科考，不中，已经准备回家安度晚年了，压根儿就没想到自己后来还能位极人臣主宰朝纲。好在武则天拟废唐建周登基称帝，正需要大批人才，见进士科开科取士仅八人，很不满意，责怪主考官取人太少，另开贤良方正和明堂大礼两个恩科，命中书舍人刘允济重考下第落榜诸学子，张柬之应贤良方正科试，一举夺魁，这才终于及第登科，真正踏入仕途。

    明清的郡试，又叫童试，相当于唐宋时的州县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的考试。童试合格前的学子，称童生，因为无正式功名，还算不得真正的读书人，不能进官学。县试一般由知县主持，本县童生要有同考者五人互结，并且有本县廪生作保，才能参加考试。试期多在二月，考四到五场，内容有八股文、诗赋、策论等，考试合格后才可应府试。府试由知府或直隶州知州、直隶厅同知主持，考试内容和场次与县试相同，试期多在四月。府试合格方可参加院试。院试又叫道试，由主管一省诸儒生事务的学政主持。论职能，学政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厅长，权力却比今天的教育厅长大得多，掌握着一省学子的前途。凡在学秀才，都有学籍；秀才犯法，有功名在身，地方官不能擅自办理，须先请学政将其革籍后才能审处。大名鼎鼎的清代风流才子纪晓岚，就曾在乾隆二十七年出任福建学政。纪晓岚毕竟风流成性，督学期间，常令福建学子们啼笑皆非。有次他到福州一家茶楼品茶，正碰上一群文士在那里赋诗，便也凑了过去。坐在他旁边的那位忽然问他：“我们正在作诗。这作诗的事，你也会？”纪晓岚说：“在下才疏学浅，不敢说会，略知一二罢了。”有几个人想出他的洋相，就起哄说：“要他作一首，也好让我们长长见识。”纪晓岚向起哄的人们说：“请出个题吧？”其中一人说“就以此楼为题。”纪晓岚不慌不忙地吟道：“一爬爬上最高楼”众人听了，大笑不止，以为他根本就不会作诗。谁知慢吞吞吟出来的第二句，却令众人为之一震：“十二栏杆连斗牛”真正的读书人一听就知道这是好诗句，于是有人问他的名字。这时纪晓岚不再逗留，一边下楼一边说：“纪某不愿留名字，恐压八闽十二州。”众人一听，面面相觑，才知唐突了督学大人。

    院试试期不定季节月份，三年轮环一次，考八股文与试贴诗，分正试和复试两场，合格者始由童生改称生员，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秀才。读书人只有成了秀才，才有资格进入地方和京城的官学学习，称为“入泮”并不是所有秀才都能“入泮”如唐代国子监分为六种：国子学收三品以上高官子弟，太学收四、五品官子弟，四门学收六、七品官和豪富之子，只有律学、书学和算学才收八品以下官员和普通民家子弟，但三学所收生员总数不过一百一十人。至于门下省的弘文馆和太子东宫的崇文馆，只收皇亲国戚和宰相之子。各府州县虽立学校，招收生徒也有资格限定，真正的穷苦百姓子弟是不可能上学的，而在学秀才一般也不会刻苦用功读书。到明代，中国教育才真正开始发展，国子监成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宏大的国立大学，通常有学生八千人左右，除府州县立官学之外，各地乡里也都开塾立师“天下穷乡僻壤，咸有学有社。”各地官学生员额数虽与唐宋相同，但正额之外还增加一部分，叫作增广生员。明清两代入了官学的秀才，通过岁考和科举，按文章优劣称附生、增生、廪生。读书人成了秀才，就有机会入国子监学习，学满三年，可直接进入仕途。国子监学生如不想参加科举考试，可以出任通判、知县等职。但只有监生和贡生才能入国子监。监生分三种，贡生分六种。三品以上文官和二品以上武官的子弟可以直接入学，称荫监或荫贡；文章特别优秀的生员入监，称为优监或优贡；按一定数额献纳钱粮，也可入监，称例监或例贡。逢庆典恩升的正贡称恩贡，以年资升为贡生的称岁贡，由地方学校选拔的叫拔贡。曾经有个长了一脸络腮胡子的秀才，感到科考艰难，就一心想拔贡。有人劝他说：“拔贡是为皇帝选拔人才，不但要文章好，而且要五官端正，像你这样的络腮胡是肯定不要的。”秀才一急，把满脸的胡子都拔光了，谁知仍然因相貌不佳而不能成为贡生，他自我解嘲地写了一首打油诗：“未曾拔贡先拔胡，拔贡不成胡已无。早知拔胡难拔贡，不拔贡也不拔胡。”即使秀才，也不是每个学子都能考上，清朝某县有个书生，七十岁了，仍是童生，不能戴秀才冠巾，为了这个秀才称呼而一再入场应试。古代男子二十岁行加冕礼，二十岁前为“未冠”偏偏他七十岁那年考试的题目是未冠；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写青春岁月或者说写我的青少年，这对一个七十岁的考生来说，简直是一种讽刺。同考的童生有人写了一首诗来打趣：“县试归来日已西，老妻扶杖下楼梯。牵衣附耳高声问：‘未冠’今年出何题？”七十岁的老童生面对如此戏谑，那份心情该有多么悲酸！

    乡试是在各省省城和京城举行的考试，明清时才有。照例每三年举行一次，逢子午卯酉年为正科，遇皇家有喜庆之事加科称为恩科，由皇帝钦命正副主考官主持，凡获秀才身份的府、州、县学生员、监生、贡生均可参加。考试通常安排在八月举行，因此叫“秋试”按四书五经、策问和诗赋分三场进行考试，每场考三天。举人一词，在元代以前，是指各地举荐进京参加会试的秀才；到明代，成了乡试合格秀才的专称。乡试第一名称解元，读书人成了举人才有资格进入更高层次的会试。会试在京城举行，由礼部主持。明清会试与唐宋时的省试属同一级别的考试，每三年一次，逢辰戌丑未年为正科，遇皇室庆典也加恩科，一般安排在二三月进行，因此又称“春试”考试的时间、场次和内容与乡试相同，但难度要大得多。会试合格称贡士，第一名称会元，学子成为贡士后，才可以进入殿试，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考状元”唐宋时殿试在省试发榜后十天左右举行，明清时则在会试发榜后一个月左右举行。与唐宋还有所不同的是殿试已经只是在理论上由皇帝亲自主持，会试上榜参加殿试的贡士原则上也不再淘汰，一般都可以成为进士；因此殿试成了竞争状元和鼎甲人选、确定新科进士先后名次的专场考试。

    殿试是科考的最后冲刺，特别令士林瞩目。殿试本身十分庄严，决不象电视剧康熙帝国中所表现的那样无序。试前一天，由鸿胪寺官员负责设置御座、黄案，由光禄寺官员安放试桌，排定考生座位。第二天参加殿试的贡士须于黎明时分到殿后的丹陛下排队等候，领取宫饼一包；文武百官则分立两旁。随后，皇帝在一片管弦丝竹声中升殿，大学士从殿内黄案上捧出试题，授予礼部官员，再由礼部官员放到殿外的黄案上。文武百官及考生参赞礼拜后，礼部官员才开始散发题纸。题纸用宣纸裱成，极为考究。每页长四十公分，宽十二公分，有红线直格，每行规定写二十四字，要求每个字都要书写工整。考生逐一跪接题纸后，到自己的座位上开始答题。按规定凌晨入场，日落交卷。殿试试题由内阁预拟，然后呈请皇帝选定。有时由读卷官预拟后径送皇帝圈定或由皇帝直接拟题。殿试题一开始是策问，后来改为诗赋，到明清时，主要仍是策问。殿试的文体，开始是骈体文，皇帝殿试时就时事政治或经义史事提几个问题，应试贡士须按照骈四骊六对偶工整的句式文体作文。唐中叶以后，诗赋之风大盛，殿试也改为诗赋，规定韵脚象省试中的试贴诗一样，或五言六韵，或七言八韵，对声韵格律要求很严格。唐代诗人祖咏应省试，试贴诗题为望终南余雪。终南山在唐都长安城外，祖咏写了“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两韵四句，感到诗写完了，便不再废话。按规定，该写六韵，祖咏仅用两韵，不合科制，尽管此诗极受推崇，但祖咏还是名落深山。

    唐代重诗赋，科考多趣事。天宝元年，诗人钱起一次住在驿舍，晚上正卧床看书，忽闻窗外有人吟诗：“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钱起披衣赶到门外想向诗人讨教，却没有看见吟诗人。到天宝十年他应省试，因楚辞里有“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的句子，试帖诗便以湘灵鼓瑟为题。钱起开头写得很顺利：“善鼓云和瑟，尝闻帝子灵。冯夷空自舞，楚客不堪听。苦调凄金石，清音入杳冥。苍梧来悠慕，白芷动芳馨。流水传湘浦，悲风过洞庭。”五韵十句，一气呵成。诗人凭借惊人的想象力，把神女湘灵所鼓瑟曲的神奇力量渲染得淋漓尽致。可是最后还差两句一韵却无法收笔，冥思苦想中，他记起了驿馆中听到的“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之句，便顺手牵羊用了上去。仿佛那人在十年前是有意为他应试而作诗一样，这两句竟是恰到好处。湘灵是神女，只在湘江之上偶尔露仙姿，鼓瑟一曲，随即隐去，当听瑟人还沉醉在仙乐中、迷恋在似真似幻的仙境里时，一眨眼间，仙踪已杳，人已回到了现实世界，眼前只有一江如带，数峰如染。用这两句结尾，不仅帮助钱起考取了功名，而且使他的湘灵鼓瑟成了科场试帖诗的典范，千年科场，再也无人能够超越。

    诗人杨凭，在代宗大历年间与弟弟杨凝、杨凌一起中了进士，时人称之为“三杨”他对自己“一一鹤声飞上天”的诗句很得意，他有个感情不错的表弟应科考，及进士第，参加殿试时一时无措，偷用了这句。他知道后非常气愤，立即登门问罪：“我那个‘一一鹤声飞上天’呢？还在吗？”他表弟心中有愧，只好说：“在呀，在呀。我知道兄长最喜欢这个句子，不敢多用，只是应应急，用完了就还。”

    大诗人张籍，仕途并不顺意，到五十岁时还做着太常寺太祝的小官，但他的名望在当时并不亚于与他同期的韩愈和白居易。割据一方的大军阀李师道邀请他去作官，他虽穷困，却不愿受聘，于是写了首节妇吟——寄东平李司空师道：“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还君明珠双泪垂，何不相逢未嫁时。”表面看来，此诗是写男女间的缠绵之情，如果不看副题，也的确是一首感人至深的爱情诗。但诗人却是借此喻彼，以女人自况，辞谢李师道之聘，语气委婉而坚决。他做京官时，进京应试的举子很多都先向他呈送自己的作品，希望能得到他的举荐。其中有个应试举子朱庆余，在张籍任水部员外郎时进京赴考，受他节妇吟的启发，也以女人自况写了一首闺意——近试上张水部，很有情趣，成了不朽之作：“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诗中以新婚喻考试、以舅姑喻考官、以夫婿喻张籍，而他自比新娘，打扮得漂漂亮亮，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见公婆叔姑；因初到婆家，诸事未谙，临行低声询问夫婿，看自己的打扮是否得体。它的现实意义却是问张籍：自己的诗才能否合考官心意。张籍对这首诗很欣赏，读后回诗一首：“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朱庆余因得张籍赏识，声名顿起，故顺利中榜，大功告成。

    唐朝灭亡到宋朝统一，中间间隔了七十二年。在这七十二年中，中原一带先后由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五个短命小朝廷统治，称为五代。环绕着五个小朝廷，外围还有吴、南唐、前蜀、后蜀、吴越、楚、闽、南汉、南平和北汉十个小国家，称十国。五代十国时期，战争频仍，社会混乱，一转眼间就已改朝换代，但是科举考试一直没有停止。宋太祖登基以后，在科目设置上大量简化，除进士科外，只设明经、明法、九经、五经、三史、三礼、开元礼和学究等科。太祖一朝，开科十五次，取进士一百七十二人，考取比例基本与唐朝相同。太宗开科八次，取士一千多人，随着应考人数的增加，取士数量也大增。到宋真宗朝，每科应考的举子有上万人，开科十二次，取士达一千八百多人。到宋仁宗，科考就乱了套，开科十三次，取进士四千多人，其它诸科又取士五千多人，加上无限制地封官和卖官鬻爵，搞得大宋朝官满为患。宋朝明经科试增加了墨义，所谓墨义如同现在的填空和名词解释，就是考生死背“五经”和有关义疏，考题出上句，考生答下句，或者出一句经文考生答写这句的注疏。大文豪大学问家王安石当宰相时，改革旧制，变法维新。其中有一项，就是认为诗赋用典太多，易读难解，又与时政无关，力主废除科举中的明经科和进士科中的试帖诗，曾遭大学士苏试等人的激烈反对。王安石之后，诗赋基本被排除在殿试之外，代之以务实的时务策论。时论因时而发，因事而论，做得好的确是有用的学问；而诗赋和骈骊文却不能象时论那样适应应考者个人思想的发挥，因此自然而然地退出了科考历史舞台，于是散文就成了宋朝以后殿试的主要文体。到明清两代，用死硬僵化臭名昭著的八股文取士，极大地束缚了天下士子聪明才智的发挥。所谓八股文，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但通常所说的八股并非这八个部分，而是后面的四个段落。前面四部分全是废话，后面四个段落才是正式的议论；每一段落都有两股两相比偶，合起来一共八股，因此叫作八股文，也称八比。也许是封建考官们嫌文章气韵、起承转合太难把握，因此定出这样一个标准，以便阅卷时一眼就能看出考生文章的轻重厚薄。这样僵死的东西实在算不得高明的创造，所以明清殿试并不为其所囿，仍用散文答卷对策。

    清代科考值得一提的是康熙帝所开博学鸿儒科和乾隆帝所开博学鸿词科，这两科不在乎用何种文体，而在于开科的政治意义。

    北方强大的蒙古族击败宋朝后，曾建立元朝。这个习惯于原始奴隶制统治的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拒绝接受汉文化，结果不出一百年就垮台了。清顺治帝有鉴于此，大力提倡汉学、推行汉制、起用汉官。顺治帝死，代表满族奴隶主贵族的孝庄太后和辅政大臣索尼、鳌拜、遏必隆等旧势力，立即以顺治的名义伪造罪已诏十四条，全面否定顺治的政绩，废汉制、贬汉官，复辟奴隶制。四臣辅政时，一改顺治时的制度，凡满汉官员，同级的汉官比满官必须低一品。康熙帝生母佟佳氏原为汉军旗人，他自己也从小在北京长大，学的是汉文化，见的是顺治朝的封建制，并不熟悉辽东满洲旧俗，与孝庄太后辈奴隶主贵族经历全然不同。因此，康熙亲政后，能够采取一些有益的措施，划一满汉官员品级，改革弊政。康熙朝于科举定例之外特设博学鸿儒科，首科取江南名士五十人，主要目的是为了争取汉人文士的臣服，利用汉人文士更好地采用汉制统治汉人地区。尽管到雍正朝为镇压反清复明思想的传播，兴起汪景祺、钱名世、查嗣庭文字三狱和吕留良、曾静两案，株连了大批文士，但汉人文臣仍然在统治集团中占有重要地位，为清代康、雍、乾三世一百多年的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到乾隆一朝，开博学宏词科，考取者都可入官翰林，贵于例行科举，一时被士林视为殊荣。乾隆帝一边广招儒生文士，一边大兴文字狱，先后制造过六起文字大案，祸害了许多读书人。博学鸿儒科和博学鸿词科，看起来差不多，却有着本质的区别：康熙特设制科，旨在加速清朝统治的汉化过程；而乾隆特设制科，则意在强化思想统治，抑制人们的反满情绪。然而无论哪种制科，都是为了让读书人为统治阶级服务而设。

    贡士们的殿试试卷，最初由皇帝亲阅，后来改由主考朗读，皇帝裁定。到明清两朝，除乾隆帝之外，皇帝不再亲自阅卷，由读卷大臣评阅，按文章优劣定为五等，然后把前十名贡士的试卷进呈皇帝御览，当面拆示考生姓名，由皇帝钦定第一甲状元、榜眼、探花人选和二甲前七名的顺序。第二天清晨，皇帝还要单独召见前十名新科进士，史称“小传胪”正式揭晓殿试名次，是在皇帝召见之后，填写大、小金榜，等一切就绪才放榜。放榜称“大传胪”或“传胪大典”是科举时代国家最隆重的仪式之一。而放榜传胪之后，考状元的程序并不算完成，新科状元还需率领同科进士赴礼部专设的宴会，唐代称“探花宴”明代称“琼林宴”清代则叫做“恩荣宴”宴会之后，状元还得率众进士到孔庙拜谒这位儒家鼻祖，礼拜既完，再去国子监立碑，将新科进士的姓名勒于石碑上，考状元的程序才算全部结束。

    能否考上状元，有时也并不全靠文辞。如文天祥就因名字隐含“天赐祥瑞”、“天子吉祥”之意，被宋理宗点为丙辰科状元。因名字合圣意而成状元的，清代最多。清朝历康、雍、乾三世，其间一百多年，长盛久泰；到嘉庆朝开始走下坡路了。嘉庆二十五年庚辰科，广西临桂来了个名叫陈继昌的考生，嘉庆帝一见这名字就喜欢，他盼望国运能继先世之繁荣，因此陈继昌也就顺理成章地做了状元。清光绪二十九年癸卯科，慈禧太后五十九岁，她盼望长生不死永主朝纲，见山东潍县有个叫王寿彭的考生，认为吉利，便点作状元。其年五谷歉收，又开“经济特科”且不管考生学问如何，云南石屏有个袁嘉谷参加考试，正合朝廷树谷之意，因此而登龙榜，令天下举子侧目。光绪三十年，因慈禧太后六十寿诞，特开“万寿恩科”而其时黄河流域已大旱三年，于是直隶肃宁的考生刘春霖也沾了名字的光而成为状元。且不说考场所固有的营私舞弊，单只这种崇尚迷信的做法，就足以让真正的读书人跌足。

    无论是点中状元还是考取进士，都是十分激动人心的。神童诗里以四喜为题，有四句诗写人间四大赏心乐事“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把得中进士金榜题名放在很重要的位置，这说明了科考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也说明了学子们对金榜题名的痴迷和殷切瞩望。另有一首四愁诗，言“寡妇携儿泣，将军被敌擒；失宠宫女面，落第举人心”却又道出了那些进京赶考落第回乡的莘莘学子的最大悲哀，一生苦读，只为金榜题名，一旦名落深山，人生也就失去了意义。科考动人，却也害人。

    今人谈科举，往往只看到它害人的一面，把其说成十恶不赦的祸害。然而科举制度在它一出现的时候，就激动着天下读书人的心，它的历史魅力和作用是不可否认的。科举考试的深刻历史内涵并不在它本身的考试方式，也不在于有多少人及第多少人落榜，而在于它打破了严重阻碍历史前进的封建门阀制度，这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对中国的社会发展进步起到过强劲的推动作用。当然，在活字印刷术还没有普遍作用于社会生活的时候，平常百姓要读书应试几乎是奢望，但科举毕竟给了人们以希望，它使每一个有志者都有了踏进仕途一展抱负的可能，它给黑暗无比的中国古代官场带来了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