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半农半读岁月

    看到今天家长们花钱送孩子去参加野外拓展训练等，我不由得想到了自己的学生时代。

    我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早产儿，母亲生病住院四个多月没吃过她的母乳，祖父母有时抱着嗷嗷待哺的我到生产队的同姓伯母们那里蹭些奶吃，合作食堂的大锅汤（饭）谈不上营养，导致我一生总是矮人一头。我上学前很小就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了，很多还是生产队长在竹编的喇叭筒里统一安排的“工作”如捡拾没收干净的粮食、捡拾牛粪，摘桑叶、扯木叶（扯青）、抱谷子、背粪、参加修水库等。文革中期我开始读书了，上学加入的不是少先队，而是红小兵组织，再大一点成了红卫兵。红小兵组织不象现在的少先队分大、中、小队长，而称连、排、班长，连长相当于现在的学生会主席，排长相当于现在的班长，班长相当于现在的小组长。那时的少年儿童每年不过六？一儿童节，而是在5月7日这天集中到公社纪念毛主席“五？七指示”（“学生也是这样，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发表多少周年，不断强化学农意识。我读小学时节假日、星期天都要出工干农活。一般每天早、中、午出三次工，可以挣工分3至5分。当时一个男壮年劳动力可挣10分，老年人、妇女、体质较差的社员挣8至9分。到年终会计集中决算后，10分算一个劳动日，一个劳动日价值1角多钱，意味着我们小学生一天出三次工，可挣几分至1角钱。从那时起到离开家乡前，我都是被列入了生产队记工分的正式名册的，有时还要参加生产队开会进行民“评工分”（即劳动一天计几分），相当于现在单位根据人的能力表现定级。

    我们平时上学期间每天早上都要出工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中、下午上学，有时晚上还要在月光下参加“搞夜战”如背土、扯（拔）棉杆等。此外每年上半年和下半年还要各放半个月的农忙假，集中时间参加农业生产劳动。那时我除了梨田、打谷子、抬石头以外，几乎所有的农活都干过，也学会了相关农业生产技能。有时生产队长也安排我用石灰水在墙壁或山石上，用黑体字书写“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农业学大寨”、“以阶级斗争为纲”之类的标语挣工分。

    回想那时参加生产队农业劳动，不完全是苦累和烦恼，出工时还能听大人们摆龙门阵，听有文化的地富子女讲传书故事、唱川剧名段。以前上过江钢（大跃时大批的青壮社员上江油、广元等地大练钢铁）的人讲见闻，描绘坐火车的情景。有时也听大人们开男女玩笑，感觉大伙嘻嘻哈哈，挺乐观好玩的。

    那时在农村除了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有时也创收挣点私房钱，按现在的话说就是勤工俭学，如割蓑草，挖半夏、摘桑果、捡拾桐籽（榨机油用）、收集杏核（杏仁入药）等，背到10多里远的场上去卖给供销社，可以挣几角或1元多钱，能贴补买笔墨或作业本用。

    上学后在学校也有大量的农业生产劳动。在大队小学读书时，每次劳动都要从家里带锄头、背篼、粪桶、镰刀等，用完当天再拿回家，人小经常把粪桶摔坏。小小年纪就与老师们一起种小麦、玉米、棉花等，同时既要从小河里或挑或抬水增加厕所的粪水，或挑或抬粪水去增加庄稼的肥力，还要经常给学校旁边的盲人抬吃水。

    到了公社附设初中读书时，人长大了一点，种的地也远一点、多一些。那时我们自带的锄头、背篼就放在铺大通铺的寝室里，粪桶等由学校置备，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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