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半农半读岁月

置备，不用从家里带了，但要带自己生火煮饭的柴火锅灶。

    公社学校非常缺水，有时每班要轮流到山下水库去挑水。一个周末的夜晚，年久失修的吊脚楼式的厕所整体坍塌，好在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接下来修建新厕所时，我们又停课劳动了好长时间，一锄一锄、一筐一筐完成了新建设厕所的平场和粪坑的开挖。在公社读初中期间，假期也要返校收庄稼或给棉花进行“三搬五打”、喷农药、摘棉桃。

    我父亲当时是生产队的记分员，因小弟弟生重病住院要护理，生产队长安排我在假期代替父亲记工分，过了一把当队干部的瘾。记分员有时还有些小权力，如有些不好计时、定量的劳动，到底记几分就由记分员灵活掌握，所以社员们那段时间对我都比较客气。

    1975年至1976年，笔者随公社小学两个附设初中班的师生上海拔较高的铜锣山（如今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李峰观所在地）开门办学。近90个农家子弟，用稚嫩的小手和双肩，在开垦的几十亩荒地上播种、收割，轮流下山挑水、背煤、买柴。在繁重的农耕之余，还要在油灯下办大批判专栏，自编、自演节目到农田水利工地上去慰问演出，在“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之余，才抽空学习一些文化知识。那时我们的最高理想就是用汗水确保无产阶级江山永不变色，将来能有机会留在校办农场当一名拖拉机手。

    1976年我被推荐到区所在地上高中，高中每个班在学校后的陡峭高山顶上种了很多庄稼，一个班能收上千斤粮食。当时主持工作的校革委主任，尤如一生产队长，很少见抓教学，却经常在陡峭的山顶上转悠，回来就通知哪个班的地里长草了，哪个班的土地缺肥了，哪个班的粮食应该抓紧收割了。有时班与班之间还为争学校的农具而发生矛盾。那时如果遇到夏初降雨，便立即全校停课，到学校附近生产队支农抢栽红苕，很多时候为了“抢天气”饭也顾不上吃。

    我们读高中不仅要种庄稼，而且还要利用收割后的麦草和玉米杆烧砖瓦。一次轮到我们班昼夜烧砖瓦，因某种原因中途回教室上课，校主任气冲冲地来到班上，命令停止上课，将上数学课的代理班主班和全班同学整整训了几节课，无奈我们班又停止上课，在烈日下去继续烧烧砖瓦。

    1978年，我考上大专进城读书了，没想到大专班上也有责任地。当时对班上对于来自知青和农村的学生都是种地的内行，而对来自城里的应届生却仅仅是好玩。后来的学校不那么看中庄稼的长势和收成了，甚至到后来基本就放弃耕种了。

    现在，学生时代已经渐渐远去，但半农半读的磨砺对我却受用终生。一段时间我也曾纠结过，小时候经历了繁重的劳动压力，如初中时要背150多斤木叶（扯的青）到4里远的山下田里，不能说对身体没影响。但现在想来，我吃苦耐劳的意志、一些兴趣爱好和实际动手能力却是那时培养起来的。我从小学会了织毛衣、缝补衣服、用麦杆纺织草帽、做简单的木工活，也土法做些玩具，如纸风车、用竹子编“铁环”、用牛皮纸做演节目的手枪套（再用褚色油漆刷后完全以假乱真）。在中学时经常在大街上写黑板报引来不少人围观，还为其它班办的专刊画刊头、写标题、画插图；在农村陪嫁的柜子、箱子上美画，增添喜庆和祝福气氛。这些经历对后来的工作和家庭生活帮助也较大，如今我经常感慨，当年的半农半读经历，也许才是真正接地气的素质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