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现代困境及意义

    　　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无论所谓保守派还是激进派，都须正视传统文化这个无法绕过的幽灵。而且，中国是被强行拖入现代化进程的，在“二千年未有之变局”笼罩下，传统文化与现代之间的纠缠纷繁复杂。当然据福山说，苏东剧变后资本主义获得全胜，西方已进入“后历史”而多数仍置身“历史”之中的国家和地区，也正走着西方道路。历史既以如此庸俗化了的黑格尔主义告终，讨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洵为作无用功。但历史远未终结；占世界5%人口的富国消耗着全球1/3的资源，我们难道能想象“剩下”的95%的人口凭借2/3的资源兴高采烈迈入“后历史”？福山的耸人听闻适足反证其肤浅的乐观。

    问题的复杂性不在于揭穿肤浅的本来面目。上世纪八十年代，知识界普遍呼唤现代化，把1976年之前的实践树作现代化的对立面，文革又被视为传统文化糟粕的登峰造极，知识界继承五四批判传统文化，以启蒙为己任，猛烈冲击“封建余孽”经过八十年代末的巨大波折，各种流派发生了一系列嬗变，导致给传统文化定位十分困难，定位尚难，意义焉附？看来有必要分析几种主要思潮的传统观、现代观，这对理解传统文化的现代处境及意义不无裨益。

    针对跨国资本方兴未艾，民族国家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及本土现状，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已被纳入资本主义体系，现代化很大程度上成了西化。他们于是展开对全球化的全面批判。泛论之，他们试图超越资本主义，也试图摆脱中国历史循环的怪圈。汪晖的发问具典型性：“有没有偏离资本主义的历史形式而产生的现代社会，或者对现代化具有反思意义的现代过程？”这并不意味着回归传统文化。由于亲近前三十年，他们对传统文化仍持严厉批判态度，并由此凸显当年“反现代性的现代化”的独特路数。

    另一股思潮认为传统文化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障碍，反改革和不公正的改革由旧体制造成，应批判传统文化以消解专制话语的合法性。然而曾经的巨大创伤迫使知识界清理批判激进时，物极必反地抛弃启蒙。改革初期，充当现代化鼓吹者的知识分子陷入相对贫困化和边缘化。随着他们大量进入“稳定集团”相对贫困化消失了，边缘化则日益严重。这恰恰表明八十年代缺乏坚实的信仰基础。挤出泡沫是好事，但犬儒主义的盛行；经济决定论改头换面登场，发展主义几成现代化代名词。传统文化的糟粕未肃清，其优秀资源却进一步流失。

    这两股思潮代表了五四以来批判传统文化这一主流。中国的现代化是整体进程，当代不少争论都可以找到原型。对传统文化的反思至少能追述到明代的李贽、三袁，明清之际的三大儒，清中后叶的龚自珍。不妨略作回顾。明代之所以出现如许多血腥荒谬的事件，是鉴于宋代政府无法调控商业体系而积贫积弱，皇权为维系统治开始寻找新路。作为“尝试者”缺乏经验的明统治者过分依赖特务宦官政治，未协调好皇权与官僚士大夫、与国家和社会、与民众的关系，结果崩溃了。值此文化转型期满清入关“夷夏之变”激起士大夫强烈的文化危机意识，顾炎武的“有亡国，有亡天下”便是文化视角的表述。

    明儒还没有面临西方文化强有力的挑战，明末入侵的异族文化上不如汉族，势必被同化。明儒既把文化放置在核心位置，他们面临的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冲突，也因新统治者皈依后者而化解。近代来自西方民族国家的侵略所引发的震荡，远比明情之际激烈。一方面，民族主义传入，晚清士大夫不可能像前辈那样借文化认同而达到政治认同，何况前者没有出现；另一方面，国难深重的现实迫使士大夫的思考日益深化。起初士大夫只承认西方“技艺”强，而这不过属于“奇淫巧计”沿袭明史历志的论断：“而西人浑盖通宪之器、寒热五带之说、地圆之理、正方之法，皆不能出周髀范围，亦可知其源流之所自矣。”这个逻辑有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既然在起根本作用的文化上我们优越，西方仅在技艺上领先，那么这些“吾家旧物”自然不难学会，暂时的失利不足为虑。但屡战屡败的现实让有些人把这一逻辑进行倒推：西方技术上的领先源于文化上的优越，我们在文化上已落后，是根本上的全方位落后。

    由此产生的反思批判并非单纯反传统。喊出“二千年来皆秦政也”的谭嗣同，其传统涵养就很丰厚。晚清佛学兴盛，谭嗣同试图运用唯识论杂糅中西，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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