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业已尽说李敖

    　　龙应台尝言，李敖的文章十句里面你最多相信三四句，其余的不能当真。这或许代表了不少人的看法。李敖行文非但恣意汪洋，还屡作惊人之语。什么国民党“意淫大陆，手淫台湾”蒋介石的言论总集“都是文字大便”更令人惊讶的是他一点也没有虚怀若谷的精神，自诩中国五百年内写白话文的翘楚，并宣称“要找我佩服的人，我就照镜子”夸张的语气，狂傲的态度，给人一种强烈的戏谑感。

    于是公众便把李敖定位在“文化顽童”的角色上，他也坦承自己对待世事常以玩笑出之。大家都承认他博学、他多才、他资格老，喜欢看他文章里横扫天下的气象，也爱听他口若悬河，抨击时政，把跳梁小丑们骂地灰头土脸。反正李敖是顽童，随他怎么折腾，谁也奈何不了。他替我们宣泄了不满与愤懑，替我们揭穿了政客的丑恶嘴脸，替我们攻击了腐败肮脏的幕后交易。我们消遣着李敖的尖酸刻薄与金刚怒目，而后爽朗地大笑，胸中块垒顿消，带着份好心情继续听任现实的摆布。

    难道这就是李敖的全部意义么？他说过，知识分子应该是带领群众超越前进的。如今的李敖是顽童、是明星、是国宝，唯独不再是引领思想潮流的弄潮儿。在台湾的言论自由实现以后，在一切都被纳入商业机器之后“旧业已随征战尽”的李敖是否会生出些许“错位”之感？

    理想的中国是一座圣山。

    山，在虚无缥缈间。

    朝山的香客流着汗，喘着气，拖着步子，带着数不尽的使徒，走进了虚无缥缈。

    这段写于胡适评传前的文字，既可看作李敖为中国知识分子勾勒的集体肖像，也可看作他的自况和自勉。的确“理想的中国”这座圣山，曾引多少英雄竞折腰啊！无论你是爱它还是恨它，赞美它还是诅咒它，甚至想要砸碎它，却总难摆脱为它魂牵梦绕的宿命。毫无疑问，李敖也是“朝山的香客”不过这个“香客”如此与众不同、特立独行，可谓中国文化的“异数”

    李敖的独特品质首先表现在他的“不合作主义”上。

    1962年，为生计所迫，经姚从吾和吴相湘的推介与斡旋，李敖进入陶希圣主持的文献会。前一年李敖为文星杂志撰写老年人与棒子一文，痛骂当时腐朽不堪的学阀们尸居其位，成天想的不是“如何使青年接上这一棒”而是恋栈不退，阻碍新进，甚至“在青年人头上打一棒”！此文一经发表，立即引来老派文人的斥责，一时文化界硝烟弥漫。按理说你现在进入老派文人把持的机关“吃人家的嘴软”总该有所收敛吧？然而并不。李敖2月21日见陶希圣，当天出版的文星上就刊登了他的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文中将陶希圣归入“中学位体西学为用病”之列，称他当年参加的“十教授宣言”是“数典忘祖的大笑话”其时陶希圣正极欲拉拢李敖，为“党国”延揽青年才俊，故未曾发作。

    李敖并不买帐。继在给中激烈指陈传统文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提出“剪掉传统的脐带”向现代文明国家大踏步迈进之后，他又抛出我要继续给人看看病，针对徐道邻、胡秋原等文坛老将气势汹汹的“围剿”展开“反围剿”成功挑起了史诗般的“中西文化大论战”

    面对陶希圣的利诱李敖始终不为所动，还接二连三地发表争议性极强的文章，四面树敌，把论战推向高潮。最后陶希圣恼羞成怒，找个借口把他请出文献会。

    这次的风波使李敖认识到没钱的窘迫，倘使有第二条路好走，他也不会“上贼船”在日中他写道：“故为今之计，似非摆脱一切，设法有一点起码的经济基础不可。”李敖是很清醒的，要长久坚持“不合作作主义”坚持我手写我口，必须先有笔“后备基金”否则纵使骨头再硬，到头来衣食无着，活都活不下去，还斗争什么呢？李敖对待金钱的直率和袒露，使他明显区别于一般文人。十几年后李敖重施故伎，在“国关中心”待了十三个月后坚辞而去，连薪水都拒领。那时他已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摆脱了“一钱难倒英雄汉”的困局。

    当然也不宜过分看重金钱的作用。且不说在长期的奋斗过程中李敖并非富裕，即便是，对于他所追求的自由民主等价值而言，也决非光有钱就唾手可得的。经济决定政治，经济却并不一定决定民主自由的走向。马家辉先生指出：“李敖认为在政治上不能开放，就算在经济上能让大家‘开饭’，也是枉然的，该被攻击的！”这真是知论。在这方面，李敖的眼界明显高出常人。

    也正因高自标持如此，很多情况下，李敖是以堂吉柯德“孤胆英雄”式的姿态，单枪匹马地同整个专制体制斗争不已。作品被查封、人遭软禁、二进宫他为此付出的心血和代价是常人难以承受的。故而，在李敖那张多少有点玩世不恭的笑脸背后，支撑他的必是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

    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力量呢？我以为其要点乃是对“知识分子理念和品格”的恪守。关于这一点，李敖的前辈，也是他十分敬重的师友殷海光有过精辟论述--

    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只问是非，不管一切”他只对他的思想和见解负责。他根本不考虑一个时候流行的意见，当然更不考虑时尚的口头禅；不考虑别人对他的思想言论的好恶情绪反应；必要时也不考虑他的思想言论所引起的结果是否对他有利。一个知识分子为了真理而与整个时代背离不算希奇。旁人对他的恭维，他不当作“精神食粮”旁人对他的诽谤，也不足以动摇他的见解。世间的荣华富贵，不足以夺去他对真理追求的热爱。世间对他的侮辱迫害，他知道这是人间难免的事。（什么是知识分子？）

    这种恪守是不容易做到的，尤其在那个风雨如磐、白色恐怖的时代。国民党政权败退到台湾后惊魂未定，花大力气破坏和铲除中共的地下组织。一时间“匪谍”满天飞，真假共产党纷纷惨遭杀戮，人人自危。当局利用这种恐怖气氛收紧权力网，控制了社会的各个角落。

    对于思想言论，国民党更是全面渗透、干预，蛮横镇压“异端”思想。1951年，为钳制新闻自由“行政院”以“节约用纸”为由宣布将对新报刊的申请登记“从严限制”继1960年炮制“雷阵案”查封自由中国半月刊，8年后又搞垮文星，实行党禁、报禁，严密控制意识形态。教育方面，傅斯年逝世后台湾大学仅有的一点独立品格也丧失殆尽，沦为官方的“培训机构”国民党积极推行党化、奴化教育，任用不思进取的老派尸居要位，打压初出茅庐的青年教师和进步学生。在一政策的作用下，台湾教育界的教授平均年龄达到了五十九岁，而四十岁以下的教授竟然一个也没有！新旧两代学人的矛盾已是一触即发。

    局势的险恶、锐气的消磨使许多年轻时曾为民族的尊荣、言论的自由奋斗过的知识分子，渐渐退缩乃至颓废。例如成舍我。上世纪二十年代他主办世界日报和世界晚报，因言辞激烈、笔锋峻急得罪军阀张宗昌而被捕下狱，若非友人说情早就身首异处了。然而随着国民党偏安台湾一隅后他满足于区区中学校长...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