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业已尽说李敖

中学校长的职位，不复当年之勇。李敖写信批评他，他也无动于衷。

    面对当局“宗教裁判所”式的统治，面对台湾社会万马齐喑的局面，作为后起之秀的李敖却毫无顾虑，几乎在思想言论界的各个领域都同专制思想、专制政府、旧派文人进行了激烈抗争。前面提到的“中西文化大论战”不仅仅是一场学术争论，也不仅仅是青年学者和旧派文人的正式决裂，它实际体现了年轻的激进派们对大气候（尤其是政治气候）的严重不满。双方论战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政治烙印。“现代化的走向”是论争焦点，他们的头上又是由国民党控制的强调“复兴中华文化”的“大有为政府”使得这场论战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粗略来说，老派文人基本上站在维护正统意识形态的立场上，鼓吹“整理国故”、“复兴中华文明”这些都是国民党政府念念不忘的。而李敖等人早就一眼看穿他们所鼓吹的那些“孝道”啊、“天道”啊、“东方精神文明优越”啊等等“中华文明”实在颇有愚民嫌疑。愚民正是所有统治者的诡计，李敖犯了大忌。

    再者，李敖提出“全盘西化”的口号并不只针对文化而言。他在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中严厉批评了谢然之的错误行为，尽管对于国民党一时还不习惯完全按宪法办事表示“忍耐”和“谅解”西方那套政治制度却已是呼之欲出。何况前几年李敖还写过修改“医师法”与废止中医、几条荒谬的法律、纪翠绫该生在什么时候等挑战“法律权威”的文章，对台湾的法律条文乃至整个法律体系进行了严厉批判。这些举动无疑令当局大为头疼。

    须知专制政府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它只能通过意识形态的塑造和神化来构造自身的合法性基础。一个专制政府必定要控制意识形态，挑战它的意识形态就意味着挑战专制本身。同时，挑战便是动摇--专制政府编造的那些“合法性基础”在法理上、在理性上根本是站不住脚的、经不起推敲和质疑的。故而对任何正统意识形态的冒犯（哪怕是稍有冒犯）都是专制政府绝对不能容许的，为了釜底抽薪、一劳永逸，它干脆剥夺掉你思考的权利。加上它行政权力的背后是强大的暴力机关，个人很难与之抗衡。

    李敖却以惊世骇俗的方式进行了激烈抗争，他这大半生真可用“桀骜不驯”来形容。李敖的反传统表现得相当决绝。父亲逝世后，面对两千人的送葬队伍，他坚持丧礼改革，不烧纸、不诵经、不磕头、不拿哭丧棒装孝子，诚如他夫子自道，这是需要大勇的。比起五四诸贤，李敖性格更刚烈，不仅口头上对陋习大加鞭挞，行动上也“横眉冷对千夫指”

    这同他属于豪迈、激进的“大陆型知识分子”有关。李敖一直对少年时期北大师生留给他的印象念念不忘。在他的记忆中，那是一群生龙活虎的青年英才。他们不满专制，胸怀天下“忧宗周之陨”抱救国之心，游行示威做学问，样样超越前进。早慧的李敖除了读观察等自由主义刊物外，还翻阅了许多“赤色杂志”深为其中的狂飙风格吸引。到台湾后，李敖在中学时代遇见了一位令他终身感念的老师严侨。严侨是近代著名思想家严复的长孙，按李敖的描述“他有一股魔力似的迷人气质，洒脱、多才、口才好、喜欢喝酒，有一点点疯狂气概，令人一见他就对有他好奇、佩服的印象。”熟识后，李敖渐渐发现潇洒的严侨内心深处氤氲着一种悲观的氛围。终于有一天酒过三巡，愤懑的严侨告诉李敖，他是从大陆来卧底的，他是共产党！

    需要指出的是，其时的李敖已经是一个较为成熟的自由主义者了，但性格上非常激烈。左派的激情和对自由主义理念的坚守、民主自由的追求近乎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这也正是李敖的迷人之处。在读了不少李敖的文章后我发现，他是一个很理想主义的人。他的要求很高，对自己、对朋友，算得上苛刻。他瞧不起“变节者”瞧不起那些黑云压城时三缄其口、事后才说几句不痛不痒的公道话的人，也不太瞧得起真正搞政治组党的人。李敖的性格中颇多个人英雄主义成分，习惯个人作战，不怎么合群。这也是他为什么总留给人“孤胆英雄”形象的原因之一--不是没有同道者，而是眼界太高太高，达不到自己的标准的，就无法与之心心相印。别人也很难因此诘难：他自己就做得很好。

    不过与一般理想主义者不同的是，李敖没有徘徊在理想和现实间痛苦不已。他的内心未必缺少人类大同的梦想，但诚如他在权力斗争才是真的中所说：“为什么‘以进大同’也、‘共产主义’也，都令我们失了望？原因很简单，不出‘目的热’与‘方法盲’而已。‘以目的热’是只知提出光芒夺目的旗号，并热衷于这个旗号；但是如何达成这个目的？这个目的的达成有否可行性？勉强行之有否后遗症和祸害？他们全不管，他们是盲目的，光是热衷于目的，整天为它中风疾走，大声疾呼，人就累坏了，谁还要管方法呀！于是，‘以进大同’、‘共产主义’，至今犹在快活中，但是民生苦矣！”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李敖的“保守性”是同哈耶克一脉相承的。

    不过根据马家辉先生的观察，早期的李敖是“文化上的激进，政治上的保守”对国民党政权还保留着相当的期望；如今的李敖却是“文化上的保守，政治上的激进”无论对国民党还是民进党，都采取决绝的、激烈的批判态度。对待传统文化则明显温和，甚至还对大陆推行简体字表示不满。

    1983年李敖在秘雕案的案外意义中指出“言论讲学著作及出版的自由”是“第一该争取的自由”如今的台湾不但第一自由已经争取到了，随着党禁、报禁的全面开放，西方式的民主自由应该说已成真个制度运作的基本理念。但知识分子们总感觉哪里有些不对劲，龙应台的八十年代这样走过就充分表达了这一彷徨与沉思。激烈的抗争过后，民主自由来临之后，为什么社会乱象层出不穷？

    相对来说，李敖或许真的老了。当年为争取言论自由他付出了两次坐牢、多年软禁、96本书被查禁等沉重代价，但再回头看看当初的“中西文化大论战”我们不得不说无论从影响还是从深度考量，都比五四差得远，它更像是一群非此即彼的二元论者之间的争吵。面对现在的种种世态，李敖当初强调的价值、理念已显得不那么超越前进了。李敖的时代，真的过去了。当然，李敖对言论自由的贡献是怎么说也不过分的，他为后来者树立了一个孤傲的、决不妥协的榜样。这正是李敖的价值所在。李敖又曾多次表示：“我从不鼓励任何人、尤其是年轻人去作叛徒，因为作为叛徒要付出很多代价，并且在年老时会怀疑这个过程值不值得。”李敖不是思想家，他的这番话却依然深刻。

    如今言论自由实现了，自由主义理念仍无法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扎根，仿佛是宿命，仿佛是嘲弄。李敖的身影在我眼中有些憔悴，也有些无奈。英雄主义的李敖最终“与子偕小”无法真正呼风唤雨。在小说北京法源寺里他借李十力的口说道：“你同她好像是一块硬币，两人各占一面，她朝天的时候你就朝地、她朝上的时候你就朝下、她走运的你就倒霉，你生来就和她完全相反，但又被命运硬铸在一起，难解难分。”

    “旧业已随征战尽”留给我们的难道仅仅是“江上鼙鼓声”的喟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