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quot;原来是你造的。"

    "也不尽然。十九世纪克劳代伯纳德(claudebemard)说artisi；scienceiswe.艺术是我，科学是我们。如今数学滚进艺术里，艺术就不再挂单了。"

    "在你的书里，你好像不大谈艺术，我想，你的艺术观点一定与众不同。"

    "的确与众不同，因为群众的艺术水平是很可疑的。我深信这里面有百分之多少是骗局。对许多所谓艺术家，我真的怀疑他们是艺术家还是骗子，尤其在绘画和雕塑方面，更是如此。"

    "对叶葇的作品，你怎么看呢？你认为她是艺术家呢？还是骗子？"

    "陶艺是比较具体而有规范的艺术，它不像抽象画、抽象雕塑，它很难行骗。所以，在这方面想行骗也不太成。并且，女人要行骗不必假手于艺术，几滴眼泪就够了。"

    "你看，你又来了。你对女人的成见，真不可救药！我请问你，你到底怎么解释女人与艺术？"

    "therearebuttwo波onsinlife：theloveofartandheartoflove.人生有二幸：艺术的爱与爱的艺术。我想，艺术的爱和爱的艺术，就是全部答案了。一个优秀女人一生中，所追求的艺术应该不外这两种。"

    这时候，电话响了。作家大学生跑去接了，又回来坐下。她说："本来小葇说今晚一同与我吃晚饭的，刚才来电话说有别的事，不回来了。这说明了一件事，就是今天好像不是你们该认识的日子。"

    "噢，"我内心一阵失望，但很快就平复下来。"没想到今天原来是这样的大日子，其实，我已经认识了她。"

    "你认识了她？"

    "认识一个人，不一定直接从她本人啊，从她的客厅里、从她的工作间里、从她的画像里，你就可以认识啊。"

    "唤，我还不知道你是大侦探。"

    "我是大侦探，你信不信？要不要我背一段给你听？一叶葇，安徽当涂人，1950年7月25日生，台北市复兴幼稚园毕业、复兴小学、初中毕业、北一女中高二卒业，身高一六七、体重四十四够不够，要不要再说？"

    "天啊！"作家大学生把右手模在头上，惊叫起来。"你真的是大侦探！你真的是！你怎么会知道那么多？你怎么可以知道那么多？你还知道什么？还知道什么？"

    "我还知道你不肯告诉我的。"

    作家大学生脸一沉。看着我，半天不说话。她用眼睛搜索我的眼睛，像要搜出我究竟知道多少？我的表情也转成严肃，从我严肃的表情里，我想她真的以为我是无所不知了。

    我离开方舟后第二天，作家大学生出了意外——出了车祸，住到医院里。她右腿上了石膏，一段长时间，是下不了病床了。我一直不知道这个消息，直到三个星期后的一天，一个记者顺便同我谈起，我才知道。我去看她一次，她正在睡觉，我就出来了。我寄了几本书给她，附上一信：

    作家大学生：

    别说我不来看你吧，当有一天，我可以向你描绘出病房的窗帘帘左下角有一个小洞的时候，你就知道"文化大侦探"来过了。寄上一些书给你，其中有一本我的新作——"蓝色魔鬼岛"，这书还没出装订厂，就给查禁没收了。幸亏我过去碰到此类手段已多，故已预为抢藏n册，特分一册给你。别忘了说要打断双腿的比我大一百岁的美国幽默作家无异没有腿，你目前有一条腿，我盼望我有四条腿，可以离开这个"蓝色魔鬼岛"，但他们仍旧不让我出去，不但不让出去，并且还设计要我进去。你等着看吧！

    欲求离乡背井而不可得的写

    1970年7月4日

    "蓝色魔鬼岛"被查禁是意料中事，这是我被查禁的第十三本书，其实不看内容，光看书名就犯了天条。独夫蒋介石被共产党赶到台湾"岛"上，从他的特务机关蓝衣社到他的国民党党旗全是"蓝色"的，祸国殃民的他和他的党羽又与"魔鬼"无异，组合起来不正是"蓝色魔鬼岛"的书名吗？

    1949年，独夫蒋介石被共产党赶到台湾的时候，有两三百万大陆人，跟他或被迫跟他同来这个岛上，我的父母身在其中，当时我十四岁，没有选择权，也一起来了。对一个从十四岁成长的少年，那真是漫漫长夜，从初中到高中，从大学到军队，到处那是蓝色统治下的白色恐怖，令人窒息。人们都走了屈从的、逃避的、同流合污的顺民之路，我却不甘如此。我把人生设定了一个主轴，那个主轴就是我要做一个伟大的知识分子，博学多闻、特立独行，并且要经世致用，有利国家和人民。我从在北京念小学时候，就受了左派书刊的鼓舞，加深了这一怀抱。但我因为好学深思，思想上并不像左派那样褊狭。十四岁到台湾，我脱离了大陆的狂飙，却坐困在海岛的高压，从中学而大学，我一直在这一主轴上锻炼我自己、期勉我自己。我遭遇了许多困难的经验，其中最大的，是我缺乏真正使我五体投地的师承与榜样；而在同辈中，我又因自己过分超群而变得难以向朋友学到什么；而与我同行的女朋友们，也都"中道崩殂"、劳燕分飞；再加上早年的穷困，使我在这一主轴上，做得非常孤独而吃力。直到我历经军队、办刊物等鲜明的转捩点以后，我才慢慢更能熟练的做一个异端、孤独的异端。我深知自处之道，并且知道为这一主轴所必须付的代价。没有白发前辈、没有黑头朋友、没有红颜知己，我都不以为异，在这一主轴上，我清楚知道只有靠自己，也只有自己一个人走下去。我走下去的方式其实只有一种，就是以言论冲决网罗。我开始写文章、写书，前后四年，直到官方封了我的杂志、禁了我的著作为止。可是，官方动手究竟太迟了，当他们判定我必须出局的时候，我已经盗了无数次垒了——对这个岛，我已经为思想上的灌输工作打下基础。当"纽约时报"(thendwyorktime)登出我是这个岛的firebrand的时候，官方除了报复，已经没有任何法子了。

    这个政府控制了三十一家报纸，也就是全部的报纸，它不服异己办报。它所控制的报纸，可以毫无忌惮的造谣生事，诽谤官方所要斗臭或打击的人。想告它诽谤吗？绝对没有成功的希望，因为法院又是官方控制的。我就告过两家，可是法院连传都不传他们，就判他们无罪。所以，同他们在新闻上和法律上缠斗，异己绝无希望，除了呕气以外，一无所得。当德国的艾德诺(adenauer)，在纳粹势力如日中天的时候、在全国人都向纳粹低眉俯首的时候，他曾表现了"虽千万人，吾住矣"的气概，但换得的，却是被极权政府整得灰头土脸——法庭上诬陷他诈欺背信、监狱中折磨他夜不安枕、名誉被破坏、财产被没收、自由无缘、家庭破碎。他当时在新闻上和法律上若与纳粹缠斗，绝无希望，他只有在监狱中等待、在修道院的玫瑰花丛中等待，等待有朝一日，海晏河清。他六十八岁时候，集中营主管对他说："好啦，请你不要自杀，只有你老是给我惹麻烦。您老六十八岁了，总之，也活不了太久了。"可笑这集中营主管狗眼看人低，他没想到这老囚犯活了下来，并且在一党独大垮台后，以清白之身，出任西德总理，一做十四年，从七十三岁做到八十七岁，成了有史以来，最难能可贵的也最坚苦卓绝的一个伟大身教。一般人只看到他七十三岁到八十七岁的十四年"走老运"，却忽略厂他五十七岁到七十二岁的十五年困顿生涯。这十五年的困顿中，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坐看自己的敌人张牙舞爪、坐看自己的生命垂垂老去，但是他甘愿牺牲一切，他就是不要同他看不起的政权合作。这种清白记录，使他在灰头土脸时候，干不成地方首长；却使他在扬眉吐气时候，干上了国家总理！当然艾德诺不是我，我也不是艾德诺，但是独自一人，挺身与暴政相抗，不对一党独大低头的大丈夫作风，则是一样的。我的家中有一个小镜框，中有艾德诺人像，我喜欢看到他，他给我一种鼓舞与信念。不过，按照艾德诺的标准，我大年轻了，我还有监狱一关要面对。监狱的阴影，对我说来，是愈来愈浓了。

    我来自白山黑水的祖国，到了玉山浊水的岛上，虽然岛是祖国的一部分、我是祖国的一部分，但因政治的缘故，我只能局限在千分之三的中国领土上做战士，虽然在比例上，我的努力会因岛的狭小而使自己"与之偕小"，限制了躯壳，但努力的精神和成果并不受它限制，也限制不了，就像湖滨散记(walden)的作者梭罗(thoreau)坐牢的时候，他说他"从不曾想到我是给关起来了，高墙实在等于浪费材料他们根本不知道如何对付我他们总以为我唯一目的是想站到墙外面。每在我沉思的时候，看守那种紧张样子，真教人好笑。他们那里知道才一转身，我就毫无阻挡的跟着出去了。梭罗当然不会小说中穿墙透壁的功夫，他这种来去自如，是指观念上的解脱，观念上"从不曾想到我是给关起来了"。他虽然身在斗室之内，但却心在六合之外，神游四海、志驰八方，就像拉夫瑞斯(richardlovelace)在牢里写诗给情人所描写的一样。

    虽然在蓝色统治下的白色恐怖，使台湾小岛活像一座监狱，但真实的监狱，毕竞还是具体得多、狭小得多，因此，我清楚感到我不能免于到那个具体而狭小的地方，我早有心理准备。海明威(hemingway)那篇杀人者(thekiller)描写等他们来杀他的那个老安德森(anderson)，他坦然面对不能免的死亡处境；而我呢，也坦然面对不能免的被捕处境，随时等他们到来。

    在蓝色统治下的白色恐怖里，做为异端，最好就是你一个，因此，我就把住所远离了市区，迁到了山上。

    像隐士一样，我喜欢在山上，讨厌山下的红尘。除非有特别的事，我是很少下山的。朋友们知道我这种隐士的性格，他们也不轻易找我。我虽是一个战斗的人，但我对人际很厌倦，我认为现代技术的统治，已使人愈来愈软弱，使个人抵抗政府与环境的能力愈来愈小，所以个人就变得不可靠也不可爱。"我认识人愈多，我愈喜欢狗。"这句巴斯噶(blaisepascal)的名言，是我最欣赏的。戴高乐(charlesdegaulle)也欣赏这句话，大概强者在历经万劫以后，都会如此洞彻人际。但这并非说自己要形如槁木、心如死灰，而是仍旧努力、不灰心、不停止；仍旧要说自己的、写自己的、表现自己的。

    在山上，我孤独而有效率的生活着。戴高乐在做第五共和总统前，他住在巴黎郊外最后的一幢房子里，保持自我，远离群众的吵闹，但他并非遁世，而是在培养浩然之气——大丈夫的浩然之气、"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的浩然之气。戴高乐是我最欣赏的法国人，他给我平地上突起一座山的感觉。而阳明山，正是这样——座山。

    阳明山本来叫"草山"，它在二十多年前，被一个喜欢改名的独夫蒋介石给改成这种名字。我不喜欢原始的地名这样被污染，但污染已久，已经很少人知道它原叫"草山"了。约定俗成以后，我只好把阳明山加以特别解释。四百六十多年前，明朝王阳明曾被专制腐败的政权迫害过，他在牢里的时候，曾写"深夜黠鼠忽登床"的诗句，阳明山对于我，显然只有这种受难的意义，并没有喜欢改名的独夫蒋介石所说哲学的意义。——这些不学无知的独夫，他们还提倡王阳明的哲学哪！我想，思想家应该在遗嘱中来一条但书，严格规定什么样的人，禁止他们提倡他的哲学，免得使思想家死后哭笑不得。我很少同情古人，但我真的同情起王阳明来。

    王阳明和我不同的是，他是先坐了牢，再跟朋友分离的，而我却先跟朋友分离，才准备坐牢的，因为蓝色统治下的白色恐怖里，一个人的坐牢，使他亲人和朋友软弱的可能，远比坚强多。别说什么"真金不怕火炼"了，不炼倒也更好。一般人大脆弱了，是纯金是包金是镀金，若一一全靠火炼来考验真假和纯度，是太残忍、太强人所难的事。最好的发展，还是不炼他们。没有火炼，漂亮的人一定更多，漂亮的事也会不少。也许有人会提出异议，说不炼他们，那么漂亮的人中，岂不羼了假？答案是：羼了假也没什么关系。很多人没遭到火炼，他们会漂亮下去，就算是镀金的还是很漂亮啊！虽然只是金玉其外，但在这金粉世界里，冒充久了，也就弄假成真。很多漂亮的事，都是弄假成真的。如果不避免火炼，硬要炼他们，他们就会原形毕现，一点残余的金色都没有了。这就是说，他们变成赤裸的市井小人了。这时候，自己会被逼得除了痛苦的割断戈登结(cordianknot)外，别无他法。对入狱的人说来，入狱的确给亲人、朋友一次火炼，这是很"不道德"的事。因此，我要特别在这方面准备，准备得愈使他们跟我不相干，愈好。亲人、朋友的关系，是一幅已完成的绘画，不要想再变动它；愈变动，愈失掉本来的和谐、均衡与基调。

    在太平盛世里长大的人，不会了解这种看法的实际意义。这种人没有饱更忧患，他们的道德观念是完整的，没有裂缝的像一个鸡蛋。但是乱世是什么世界呢？乱世是到处是石头的世界，鸡蛋在石头里滚动，结果必然是安有完卵。这种人一旦破灭，反倒无法适应这个世界。只有像我这种先把世道人心打折扣接受的人，才会在"百尺竿头站脚，千层浪里翻身"。所以，既然在蓝色统治下的白色恐怖里，坐牢的阴影愈来愈逼近了，我决定跟朋友愈来愈疏远了。我反锁房门，孤独的整理文件与稿件，不想见任何人了。有几个朋友来找过我，我在门眼里看到是谁，可是我没开门。朋友们知道我的怪癖，他们知道我知道谁来了，只是不开门而已，他们一点也不见怪。晋朝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在大雪初停的月色里，忽然想起朋友戴逵，当晚坐了小船便去找这朋友，走了一晚，到了戴逵家门口，就转身回去，人家问他为什么，他说："我本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这种潇洒，一千五百年后，被新时代的戴逵反过来强加在朋友身上了，我使他们想见也见不到我了。

    我想，对朋友说来，我是一个死过很多次的人才更好。十字架上的那位传说死过一次就复活了，复活是多么好的感觉。我觉得要给人死厂的感觉，再给人复活的感觉，两者要交替推出，如能这样，自我的修练和与人的关系，将会不断的变得新鲜而进取。我假设我已埋在一座阳明山的大坟里，朋友来看我，只是上坟而已；朋友也不妨以这种心情上山一游——我想这些吃闭门羹的家伙里，一定有人欣欣悟及如此，或恨恨顿觉如此，这样他们才不觉得扫兴。扫墓的人是不会扫兴的，不是吗？难道他还希望墓门开开，死人来接客助兴吗？

    这样幽明异路的一想、一假设，我对他们，一点也没有歉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