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姐名叫梅秀,比我大两三岁或者四岁,是我家的邻居。严格说来,她应属我的晚辈;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稀里糊涂地管一个大侄女叫“梅姐”在我的印象中,她特别爱笑,村里与她年龄相仿的五六个女孩中,也数她最漂亮。但她的笑和漂亮却给她增添了许多烦恼,那些和她差不多大的男孩都把她作为谈资,以挖苦讽刺她为乐事。后来年龄更大些,连村里的大人们也喜欢用挑剔的眼光看她,因此我总有点替她抱不平。
梅姐身材高挑,性格开朗活泼,声音也很嘹亮,有一种泼辣辣的美。她的笑声清脆悦耳,象银铃摇动晨光,象珍珠撒落玉盘,我特别爱听。记得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看过一部电影,片名叫秘密图纸,是个反谍故事片。电影散场之后,大家走在回家的路上,胡乱地发表一些观后感;梅姐把片名中的“秘”说做“mi”引起哄笑,大家都说是读“bi”闹得梅姐很尴尬。但尴尬之中,依然飞出一串爽朗大方的笑声。这便是梅姐的与众不同和可爱之处。回去以后,我很认真地查阅了字典,把两种读音的不同用法和含义都抄录下来,第二天拿出来向大家展示,证明了梅姐是唯一正确的。
从那以后,我和梅姐有了一些交往,主要是交流一些学习资料或交换一些课外读物。那个年代,乡村文化一片荒凉,除了生产大队的业余文艺宣传队不成曲调的演唱和生产队学习小靳庄用口号堆砌的“赛诗会”以外,其它文化载体和传播媒介就很稀有了。梅姐那时上中学,挺有毅力,读书笔记很丰富,我常常借阅转抄。她有时还给我看一些手抄本小说,往往都很精彩。比如有一部描写重庆解放初期反谍斗争的中篇小说神秘的轿车,就是一部情节曲折、文辞优美的好小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和梅姐交往的日子长了,便自然而然地生出几份好感来,星期天和假日与梅姐一起劳动,看着她的笑容、听着她的笑声,心情也变得美妙。而梅姐的性格与偏远农村的陈腐的传统观念似乎有点不合拍,因此她常被母亲训斥。等到梅姐高中毕业回乡劳动,村里有关她的闲话便渐渐多起来,都说她浪漫(完全是贬义)。可无论人们怎样议论、母亲怎样训斥,梅姐的笑声依然在村子里四处飘荡。
大概十四五岁的时候,我已长成了一个男子汉。但在当时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有一次梅姐借了我一本书,我估计她差不多看完了,就想拿回来。到了梅姐家,她弟弟告诉我说她在睡觉,我就跑到她房里叫醒了她。这在乡下的孩子们中间原本是极平常的事,可梅姐刚刚把书还给我,她母亲就大呼小叫地推门而入(或者房门本来就没合上),好象我此来不是拿书,倒是要勾引她女儿干点什么不光彩的事,这使我脸上有些挂不住,心里也十分愤然。我想梅姐有着这样一个深具变态防范心理的母亲,那日子只怕很难过得开心了。
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梅姐的母亲这一咋呼,倒是唤起了我男子汉意识的自我觉醒,使我和梅姐那极自然极平常极纯朴的交往中掺杂入性与情的因素,因此我再见她时便多了一份忸怩,不那么大方了,有时候还躲躲闪闪的。等梅姐家盖了新房子,不再是我家的邻居,见她的日子便渐渐地少了,那悦耳动听的笑声难得一闻,竟使我产生了十分的依恋与怀念。但...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